全球消费国（发达国家）与生产国（发展中国家）在新产业链秩序下共赢，前者获得了廉价的产品，后者获得了经济增长，最终体现为全球经贸的高度繁荣。过去50年，世界贸易与世界GDP的比率增加了1.72倍，其中80%的增长发生在1986—2008年（被称“超全球化时期”）。伴随美国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贸易制裁，并引导制造业回归，一场改写世界产业格局的“链”战正式打响。发展至今，各国纷纷加入产业链混战，例如印度、澳大利亚、印尼、泰国等，以致产业链的断点、卡点、堵点成为常态。安永咨询调查显示，在过去几年内，全球95%的企业受过不同程度的供应链中断，53%的企业有过生产与采购供应国的调整。究其原因，经济全球化优化了全球资源配置，促进了全球福利的增长，但矛盾却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积累。在这一分工模式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承接的生产环节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安排的，产品的主要利润被发达国家所攫取，造成了“低端锁定”。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仅保留设计、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导致产业空心化的同时，还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矛盾，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再加上，近年来中美摩擦、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技术变革等事件叠加涌现，对全球产业链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结果，相较以往的成本决定论、市场决定论，主导全球产业链转移的因素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让正在发生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打破了以往的诸多规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特性。
本轮全球化伊始，效率和利润最大化几乎是市场配置的指南。但过去几年，全球接连经历了美国对华贸易战、疫情、俄乌战争等“黑天鹅”，暴露出产业链以“效率优先”布局的脆弱性。国家和企业开始以生产在地化逻辑为核心兼顾效率和安全：不仅将供应策略从离岸外包转变为近岸或回岸，还从单一国家采购转向多国采购。例如，过去几年，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欧美日等国开始推行“中国+1”战略，将上世纪末以来集中投资于中国的各项产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泰国和印尼，南美的墨西哥，均成为“+1”的热土。
一来，过去从先发国家到后发国家的单向度转移，当下则是双向转移：既有产业低端链条向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又有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岸”、“再工业化”，部分高端产业向欧美回流。二则，过去产业转移均由西方国家发起、主导并推动，当下则因有中国的深度参与而出现历史上首次不完全受西方国家主导的产业转移。而且，中国还面临着从单纯的产能承接国向具备产能承接与输出双重作用的枢纽国的身份转变——既因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而继续承接输入产能，又因技术迭代推动产能扩张而具备较强的产能输出能力。
新一轮工业革命正颠覆传统产业链全球配置的逻辑基础。第四次科技革命席卷之下，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开始代替商品贸易和金融活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其最大特征是，对中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明显替代，同时，资源要素投入更注重数据、算力和算法。由此，国家产业的实力对比规则被重新定义：拥有廉价劳动力因素的国家的比较优势被釜底抽薪；而那些拥有数据、算力、算法的国家和产业得以一跃而起，占据先发优势。
低碳转型正通过改变要素禀赋结构而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每一次能源革命都代表着全球利益重新分配：煤炭时代成就了英国，油气时代成就了美国。而今，碳减排被顶在杠头上，倒逼能源结构转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逐步减少、占比逐渐降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潜力及相应的国际地位随之发生微妙变化。而那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但具备低碳创新能力的国家，则获得了比以往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国际经济竞争能力随之增强。显然，全球产业链迎来根本性调整与重构的大变局时代。市场配置、国家转移、技术革命、绿色低碳这四大力量正于无形中重塑各国资源禀赋差异，驱动着全球产业链乾坤大挪移。各国在全球产业链版图中的相对位置也将因变局而破局，国力被重新洗牌，蕴含主角变配角、配角变主角的时代机缘。正因如此，世界各国纷纷表现出政府深度干预产业链竞争与重构的倾向，资源、低碳、科技均成为国际产业谈判桌上的重要筹码。其中尤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在矿产、粮食等战略资源上，技术变革与产业链安全化的紧密纠缠，催生了不同国家的资源战略选择。一方面，西方国家驱动供应链安全化。由于担忧供应中断风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出台“关键矿产清单”，通过国内政策和国家间联盟来确保战略资源供应。另一方面，掌握关键资源的国家开始考虑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升级，摆脱单纯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不利地位。前有智利推动锂矿产业国有化，成立了国家控制的锂矿公司；后有印尼将更多的镍矿用于促进本国电池制造业的发展，从而使全球电池供应链中的高附加值部分留在境内，并通过禁止原镍矿出口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旨在推动来自中国或者韩国的技术转让。二是在知识垄断与科技博弈上。随着科技革命应用的延伸扩展，各国竞相涌入知识垄断与科技博弈的竞争中。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不同于以往，不是在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进一步施加向下的压力，而是指向曲线两端的上升压力，在那里集中控制无形资产。这样，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一边促使领先国家在国际贸易协定中越来越强调科技脱钩和知识产权监管；另一边又促使新兴国家持续强化原始创新，以突破发达国家的科技围剿和知识垄断。例如，在世界前100个数字平台中，虽然美国仍遥遥领先，但亚太地区（主要是中国）也拥有45个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