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的复杂性在于，既会借鉴西方的经验，更会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不同的道路。
2月18日，谋划已久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终于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自2015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战略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底出台的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到2017年两会上“粤港澳大湾区”被正式写入国务院工作报告，成为首个国家定义的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中国进入湾区经济全面推进阶段。
01 湾区经济的能量
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根本上在于湾区经济蕴藏的雄厚能量。
从全球来看，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约60 km的范围内，人口在250万以上的城市有2/3位于潮汐河口附近。
正是海洋撞击陆地，诞生了湾区, 这里孕育伟大的人类文明，开启通往世界的竞技场。
据世行统计，全球60%的经济总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而几乎发展条件最好的、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都集中在沿海湾区。
就以2010年GDP计算，将湾区视为国家，那么东京湾、纽约湾、旧金山湾在全球国家的经济排名分别为第9位、第14位和第23位。如果说东京湾是莽夫硬汉，以工业制造取胜，3.68万km2盘踞4383万人口制造了1.8万亿美元GDP；那么纽约湾就是财阀姥爷，玩转金融游戏，2340万人在2.15万km2上创造的GDP高达1.4万亿美元；旧金山湾则是小家碧玉，科技创新见长，仅1.79万km2的面积、760万人却产生0.8万亿美元GDP。
根据2017年《财富》杂志评选出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在世界五大湾区（东京湾、纽约湾、旧金山湾、粤港澳湾区、杭州湾区）中，东京湾区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多达38家，诸如三菱、丰田、索尼等知名500强企业，占到五大湾区500强企业总数的39%；纽约湾区（有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等）与粤港澳湾区（有华为、腾讯等）均为17家，各占总数的17%；旧金山湾区500强企业数量为16家，诸如苹果、谷歌、Facebook等，占总数的16%，杭州湾湾区500强企业有11家，例如阿里巴巴等，占到总数的11%。
湾区经济的能量可见一斑。
虽然相比直线型或外突的弧形滨海地区，湾区三面环陆，并因海岸线长、腹地广而能在小空间内孕育多个港口城市。
国际上也多以湾区描绘沿海港口城镇群，却并非所有港口群都能成为湾区，超级大港也只是湾区的基本条件罢了，关键在于创新、开放、国际化与宜居性，能否让湾区内置高效的资源配置力，从交通便利到金融发达，既有强大的核心城市牵引力，又有开放的产业集聚辐射力，乃至从城市分工到协调合作，背靠区域创新高地，后拥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连绵群，自能吸引全球人才趋之若鹜，进而焕发国际湾区魅力，当之无愧于经济增长极与技术变革的领头羊。
02 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
从以上标准看，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发展要素更全面，既有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更有强劲的高科技，2017年，广东R&D经费投入2343.63亿元，总量连续两年全国首位；R&D人员87.99万人，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平均一天48件发明专利”的新深圳速度，更是证明了深圳的创新实力。
其次，粤港澳湾区已经积攒了一定的经济发展能量。据学者测算，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9市+港澳2区）GDP约1.24万亿美元，已与2015年排名第13位的澳大利亚GDP相当，照人口超6600万、面积约5万km2计算，该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土地和不到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13%的经济总量。
而与同类世界级湾区相比，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GDP已是旧金山湾区的2倍、逼近纽约湾；进出口贸易是东京湾的3倍以上；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是世界三大湾区总和的5.5倍。
显然，粤港澳大湾区不管是创新能力还是经济当量都已最有条件建设“湾区经济”，但真正让珠三角以湾区脱颖而出的，是地缘与战略的考量。
要知道，正是这个区域，约500年前在闭关锁国下打开了面向世界的一扇窗，150多年前开启了中国近代史进程，36年前又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不单市场化、外向度最高，机制最成熟，而且作为西太平洋-印度洋航线的要冲，近交东南亚，远及非洲、北美，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桥头堡，自然背负着国家战略使命。
加之，香港是金融贸易、澳门是博彩文娱、深圳是高科技、东莞等是制造业，珠三角分工明确，联系紧密、内部均衡，让珠三角成为湾区水到渠成。
尤其这里连接着两种制度、两个市场，更有强烈的融合诉求，仅是港澳“一国两制”就已迫切需要经济同化来化解政治问题。
03 从三角洲到湾区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标志，中国正从三角洲迈入湾区时代。
三角洲（这种河口冲积平原适合农业发展）在农耕文明就已存在，而湾区只有高度工业化后才能有港阔水深的优良海港，并据此形成发达的海港经济区。因此，相比三角洲以农业为起点，湾区恰恰是全球化+工业时代的产物。
而且，三角洲往往因为江河与内陆联系而能带来广阔的经济腹地，可湾区不一定是江河入海口，却能凭借天然良港的对外贸易以海外市场弥补腹地不足。
由此，不同于三角洲对内辐射，带动腹地发展，湾区强调对外连接，恰恰从陆地走向了海洋。
其实早在1994年的《广东海洋经济地图》就将广东沿海划分“六湾区一半岛”，环珠江口湾区就在其列，只是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湾区缘分未到。
可如今伴随中国崛起，大陆11个沿海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面积只占全国陆地13%，却集中全国50%以上大城市、40%的中小城市、42%的人口和60%以上的GDP，海岸带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又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黄金带”。
加之，中国海洋经济正以高于GDP的速度增长，2017年总量7.8万亿元，占比GDP9.4%，“十八大”更提出建设海洋强国，中国已挡不住拥抱海洋。
问题是，接下来如何兑现中国发展湾区经济的战略目标？
04 湾区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般来说，湾区靠港而生、依湾而兴，其兴衰高度依赖于国际贸易，而伴随国际贸易路线的重心变化，每次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就会产生一个世界级湾区。
比如纽约湾的崛起极大程度就在于大西洋贸易通道的繁荣，因为一战和二战都爆发在欧洲，对美国的战需物资、生活用品等需求暴涨，加之，美国经济中心的北移，腹地延伸至中西部，自五大湖而来的美国产品都以纽约港作为集散地外销全球，由此成就世界第一湾区。
不过，伴随西部淘金热在19世纪火了旧金山，二战军事造船订单直接拉动奥克兰（作为美国西海岸造船基地与美军海陆大兵营和补给站）兴旺，旧金山湾凭借太平洋贸易通道的开辟与崛起而水涨船高，尤其硅谷“花开”不单从军事电子到信息科技，成就高科技神话，更加速高等教育和文化创意落地，以致旧金山湾荣登世界第二大湾区。
至于第三大湾区则在日本，二战虽以日德战败告终，但战后日本经济上演“神武景气”，到上世纪60-70年代居然凭借发达工业跃升为全球第二。日本以临海区位之长制岛国资源贫瘠之短，在东京湾布局石油化工、钢铁等巨大临海型工业带，贡献近六成的工业产值，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又一个世界工厂，也让东京湾以科技制造实力脱颖而出。
显然，前三轮世界湾区的诞生逻辑上看实体贸易，并追随世界工厂的转移，从美国到日本，如今再到中国，大力发展湾区经济，第四个诞生在中国也自然合情合理。
05 中国湾区发展趋势
不过，中国的湾区却难以重复以港兴城的道路。
事实上，世界湾区正褪去港口繁荣。当初处理美国1/3海运货运的纽约港就在集装箱国际化、制造业转移及成本高涨下，到1961年被鹿特丹取代世界第一大港。之后伴随航运重心转向亚太，英国的利物浦港、美国纽约港相继衰败，新加坡、高雄、釜山港在产业转移中趁势兴起，到2004年上海港已当仁不让荣登港口榜首。
然而，近二十来年，虽然伴随着中国外贸的发展，中国港口繁荣了起来，但如今以港兴城的历史前提正被抽离。
且不说，高铁、飞机、互联网对港口的替代，单是外贸就随全球危机被冰封而荣景不再，更遑论外贸在离岸化与内贸转向中“消失了”！
当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开始产业升级，大量代工厂迁往成本更低的东南亚洼地，未来中国货物贸易增速或放缓，服务贸易的比重将持续攀升，以致贸易从实物到人口（即航运从运货到运人，比如邮轮旅游等）。
更何况，技术力量的釜底抽薪，仅3D打印就打破了传统制造的成本限制，再加上工业4.0将让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届时，未来工厂迷你化、网络化，就近生产、就近消费，无需中介，甚至实现生产与消费合体。
如此，生产制造一旦去全球化，货物贸易岌岌可危，不但集装箱逐渐“消失”，港口也将陷入衰败，城市又如何以港兴城？
实际上，湾区虽以港口为起点，却终将超脱于港口，从内部演化看，或经历港口贸易-工业制造-金融服务-创新创意的过程。
比如当下纽约、东京三产比重就超八成，并陷入金融“炼金术”和高科技“魔方”无法自拔。湾区一旦成熟，就将被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所捕获，以致城市反而被高房价、高消费、高成本绑架。
中国的复杂性在于，既会借鉴西方的经验，更会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不同的道路。
在发展湾区经济方面，相比美国湾区被金融、科技捕获，中国湾区基建先行，至少能打通区域奇经八脉。
伴随中国进入城市群发展，湾区将跳离港口之名，更多注重区域融合，比如为抚平珠江东岸强、西岸弱的落差，就将让珠江西岸迎来大发展。
而随着湾区城市边界模糊，不同城市落差缩小进而形成大树与灌木均衡发展的生态系统。届时，各城市将在湾区生态下摸索出各自的个性、分工协作、差异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