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者基本权利保障经历了漫长的斗争，从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了确保八小时劳动而进行罢工游行并跟资方谈判开始——这成为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

然而，“奋斗”至今，过劳却始终如影随形。从欧美到日本，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过劳现象蔓延全球。在美国，2000年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自1976年以来，每周加班9小时的美国人达6％以上，若以全年计算，美国人平均比大多数欧洲人多工作350个小时。

日本更是著名的“过劳国”，职场的惨痛人尽皆知，日本政府于2017年通过首部《预防过劳死等预防对策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10年至2015年，共368起（男性352人，女性16人）过劳死事件，其中40岁左右男性，29岁以下女性自杀比例最高。

在中国，过劳问题同样严重，早在2006年，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就已指出，七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的边缘。

2018年，武汉科技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关于职场行为与疲劳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成劳动者承受着一般或更高的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处于过劳状态。

“工作996，生病ICU”，过劳导致的亚健康，为疾病和死亡提供了猝发的土壤。

2010年，《欧洲心脏》上一项长达11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每天加班超过3小时，将导致忧郁、焦虑或失眠，罹患心脏病的几率更高出60%。

为何生产力不断发展，但人们曾经期待的“休闲型社会”迟迟没有到来，“过度劳累的时代”却开始了？

究其根本，在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中，过劳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的必然结果。

在市场经济中，高度竞争是超越个体选择的时代大背景，已经将大多数人卷入其中，在相互“逼迫”中，无论是个人、公司，甚至是国家，过劳似乎是无法摆脱的宿命。

科技的两面性让其在为人类去除旧枷锁的同时，又为人类戴上了新的镣铐。

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一部分人的轻松，也导致了另一部分人的过劳。

身处市场经济大潮，竞争的橡皮筋很难在短时间松下来，科技的两面性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过度”必将倒逼“适度”。

（本文节选自《福卡分析（上海）》2019年第14期《竞争与过劳——未来四要素：市场、科技、极简、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