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下上海正临更高层次的大开放战略背景和更高水平的城市能级定位，需要超越海派文化的新人文内涵与之相匹配。

自去年上海明确提出全力打响“四大品牌”（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推出三年行动计划，上海相关工作已如火如荼地展开。

如今，一年多的时间已过，如何在剩下的近两年时间里，让上海“四大品牌”大放异彩？

本文为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教授应邀参加由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主办的第九届上海文化发展研讨会时作的《超越海派文化》的主题演讲。

这次大会以“改革开放再出发：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为主题，以文化品牌、文化改革、文化创新为关键词，探讨上海如何结合国家战略、上海要求和优势，找准新一轮文化改革开放的主攻方向和关键领域，进一步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发展路径，激发上海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地展现“上海文化”品牌标识度，打造在全国和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上海文化”品牌。

海派文化的历史渊源

上海不仅是一座城市，它还是一个形容词，既承载了中国人对现代、摩登的想象，也养得起穷奢极侈的欲望，正如“魔都”一词概括了这个城市一切错综迷离的世相。

论及上海人，人们从未停止过褒贬不一的议论，有人想到精明，讲究“做人家、过日脚”，螺蛳壳里做道场，“买下脚”即为一例；

有人想到腔调，无论是成熟又雅痞的老克勒还是能作会嗲的上海小囡，就连流氓都比外地的有派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无不亦侠亦盗，看谁不爽至多一句“拿伊做脱”（把他杀了）；

而在非上海人的成见里，他们则是“穿着尖头皮鞋、油头粉面、布尔乔亚”，身上似乎有一股迷之优越感，崇洋媚外之盛，总是“外国月亮比中国圆”，以致有一种夸奖叫“你一点都不像上海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人的“多副面孔”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上海杂糅世俗性、商业性、开放性、灵活性等特点的独特人文体系——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既根植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向上可追溯春申君时期，又与西方文化嫁接，但系统成形、成势于1843年的“五口通商”之后，实质是基于彼时前所未有的被动开放。

要知道上海直到五代末或北宋初才形成聚落，南宋末才设立上海市舶司和上海镇，至元二十八年（1291）才设上海县，还不过是“区区草县”，长期被苏州压上一头，甚至被称为“小苏州”，可以说往回倒个一两百年，“一线城市F4里，上海不配有姓名”，这就造成文化上本就无主导（缺失传统士绅阶层文化）。

直至上海被迫开埠，因租界的设立而形成“三个不同性质的空间”（法租界、公共租界、华界）共存于上海的局面，相互渗透、相互冲突，进而熔多元文化于一炉，养成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流派。

当年海派文化风靡一时，任伯年的写实通俗画，周信芳的改良京剧，穆时英、张爱玲的小说，刘雪庵所作的《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均是这种文化生态盛极下的产物，其影响甚至穿越了时空——时至今日，论海派文化，人人言必称老洋房、石库门、十里洋场、旗袍……仍然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作为海派文化最纯粹的表现方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海派文化是老上海城市文化的历史记忆。 

海派文化日渐式微

当年独步一时的海派文化能否成为当下上海文化品牌的标识？

且不说海派文化自身愈发苍白，在全国谈不上独领风骚，早在上世纪末，张汝伦就曾指出，“上海文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已不居领先地位”；如今又饱受缺乏文化认同、“上海味”稀薄， 定格在历史回忆中、丧失时代特征，后续创新乏力，过度商业化、媚俗化、娱乐化等诟病，已不足以继续支撑上海这一座城市的文化气质。

何况日益丰富的文娱活动早就冲破了海派文化的固有框架，从几乎每月都有文化节日便可一窥一二：3月市民文化节，4月国际音乐节，5月静安现代戏剧谷，6月国际电影节，7月国际数码活动娱乐展，8月国际芭蕾舞比赛、书展，9-10月国际旅游节，10-11月国际艺术节，还有不定期举行的电竞大赛串联成跨长周期的电竞狂欢，岂能用海派文化一词便能收敛？

追本溯源，海派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日渐式微，究其根本在于海派文化与当下国际国内背景下上海城市角色的错位。

在175年前被动开放（上海开埠）背景下成形的海派文化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当下上海正临更高层次的主动大开放的战略背景和更高水平的城市能级定位，与此相应，也需要超越海派文化的新人文内涵与之相匹配。

如今的上海作为全国进一步接入世界、融入世界的插头“接口”，已然站上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潮头，成功举办吸引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累计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按一年计）的进博会便是一例。

况且上海在新一轮开放中，城市能级再拔高，在本就“富可敌国”的基础上，剑指“卓越的全球城市”。

2018年上海GDP总量约为32679.87亿元，已经超过排名世界第27位的奥地利4594.0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1733.5835亿元）。综合实力居全球一线城市第七，要做“世界的上海”。

正如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全球城市》报告预测城市权力将在2035年向东方转移，届时“上海将取代巴黎，成为全球GDP第五高的城市”，彼时上海是“东方的巴黎”，未来或轮到巴黎成为“西方的上海”。

超越海派文化的现实需求

综上，无论是外部宏观背景还是自身体量升级都要求上海超越海派文化，但无奈上海历史太短，本土文化本就单薄，难以提炼出品牌标识；现实又太窄，尽管各种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却又很难收敛成文化品牌。

倘若横向参考其他文化，首先，长期与海派文化相峙、互别的京派文化无力自顾。“苍孙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京派文化也同长期相峙、互别的海派文化一样，在“钝化”、过度保守化等质疑中日渐走颓，使其本身的历史性、现代性均有缺失，本就自顾不暇。

其次，上世纪末强势介入的港派文化又太俗不可耐。尽管从都市生活环境与经济政治传统来讲，港派较京派更接近上海本土社会，但港澳娱乐至上现象内部隐含的是文化缺失（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难登大雅之堂，又何以作为上海软实力载体向外辐射？港派文化显然不是上海的未来。

最后，对标硅谷的创新文化缺乏大众性。皮埃罗·斯加鲁菲预测，“上海有希望成为下一个硅谷”，但硅谷的标志性创新文化内涵在上海流通面却相当有限。

说到底，与科创中心匹配的创新文化相对更适合精英层面，但目前，上海作为典型精英阶层代表的高净值家庭（资产净值在600万人民币资产）达55万户，按户均3人计算，总人数达165万人，仅占上海2300万常住人口的7%。

从一定意义而言，上海文化标识纵向追溯历史不得，横向借鉴外地文化又不能，导致在文化领域体系性理论缺失、核心价值离散。

文化品牌发展路径被颠覆重塑

“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不以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现实与理论偏离进而造成文化项目落地难、落地后投入产出绩效差，“最专业的创意园”大东方艺术区深陷亏损，最早的四行仓库创意园乏人问津皆为实证。

显然在上海文化品牌的探求过程中，首当其冲必须要解决理论前提。

从经典文化观来看，文化即是约定俗成、历史沉淀的产物，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观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判断和观念形成的总和”（龙应台），天然携带“让历史照亮未来”的思维基因，追溯文化轨迹、文化底蕴，从历史中反省内敛。

对于这类强调“文化苦旅”型文化，福卡在2004年出版的《问鼎21世纪新文化》一书将其归纳为树根型文化，并论证未来问鼎21世纪新文化是如星际物质般动态发展、运行方向不稳定，强调冲撞、扩张与否定，以探索、征服未知为导向的星云型文化。

在此逻辑下，上海文化品牌的发展路径被颠覆重塑了，相比溯历史长河“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或“拿来主义”重走其他派系文化的发展之路，更重要的是想象、推导、探索。

“人类的想象力，仍是今日社会与文化的解毒剂之一”，想象强调对未来无边界、绝对自由的勾勒，构成文化多元化、多支流的要素；

而推导则给天马行空的想象搭建落地的载体，催化“从空想到理论”的升级；

探索意指在遵循多维度、多要素文化相互启发、融通的同时，拿捏价值合理性，如重构外来文化涵容与扬弃的界限，平衡“上海味”、“洋味”与“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