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人生而平等，但从摇篮到坟墓，却无不处在不平等之中。未来导演阶层分化与固化的四大变量将是：国家、企业、资本和科技。

霍金在其遗作中警告:未来富人用技术改变基因，新的阶层分化或将形成。其实又何需等到未来？新的阶层分化早已“显山露水”。

当穷人还在为了引入廉价“印度仿制药”救命而奔走呼号之际，富人早已一手拿着400万人民币打干细胞、一手拎着30万人民币换血抗衰老了。

当穷人还在为墓地高涨“死不起”而埋怨政府时，有钱人早就花了200万元冷冻遗体，在那儿躺着等“复活”了。

当穷人的孩子还在靠读书改变命运、全家砸锅卖铁买学区房时，富人的孩子早已拿着几个亿投资科技独角兽、赚得盆满钵满。

不得不承认，在资本、科技面前，新的阶层分化正在潜滋暗长。

同时旧的阶层分化也愈演愈烈，甚至已经见诸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陈胜在2000多年前发出荡气回肠的怒吼，“富贵宁有种乎！”却未料，跟他一样试图抗争的当代穷人，却正在被新的智力研究结果所挫伤。语言、记忆力、执行力的强弱，与相关大脑区域的面积大小有直接关系。面积越大，相关能力就越高。

美国《自然神经科学》杂志研究结果恰恰显示，富裕家庭孩子的大脑区域面积比穷人家庭的孩子要来得更大，这意味着富孩子比穷孩子更聪明。

原来时至今日，阶层分化早从“娘胎里的种”就已经开始了！如果你在美国是工薪阶层，对不起你的孩子只能上公立学校，你连有钱人的后代都见不到。

毕竟，私立学校一年3—6万美金稀松平常，而美国人平均年薪才多少？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最新统计，2017年，全美的全职员工数为1.14亿人。他们平均周薪的中位数大约为865美元。这样算下来，每年的工资大约为42000美元。

可见，阶层分化打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如影随形”。这不仅搅扰着中国，同样存在于全世界。

那么阶层分化是如何产生的呢？

01阶层分化的三个历史阶段

不同历史时期，阶层分化不同；不同国家，阶层分化也内置着差异性。

一部中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阶层流动性不断变化的变奏。

以改革开放为节点，第一次阶层分化发生在改革开放前的50—70年代：户籍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极大地制约了社会层际流动。

户籍制度将社会成员分为市民和农民，城里人吃公粮，工作有安排，失业、医疗和养老都有保障，同时期的农民则要交公粮、农业税，从而形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而人事档案制度又将城镇人口分为工人和干部。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形成了典型的金字塔阶层结构。

第二次阶层分化是在改革开放后的70—90年代，伴随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和相关体制转轨，社会垂直流动愈发活跃，原有的社会阶层被重新分化成若干新的阶层。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诞生，加之工业化极大释放了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掘金，很多体制内的人员下海经商，这批人最终演变成了后来的富商阶层、中小企业主和“万元户”。

第三次阶层分化则可追溯到1980年开启的以房产划分阶层的时代。

1980年中国的房产首次被定义为商品，房改和土改同时被推动，让中国房地产正式成为了一个产业。

在几起几落中，不仅成就了潘石屹、王健林等一大批地产大亨，在随后房价全面燃爆的“炒房”时代背景下，是否持有房产还成了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依据，将社会成员清晰的划分为“原生居民”、“房奴一族”与“蜗居一族”，继而形成了依托于房子的城市鄙视链。

02阶层分化的四个象限

表面上看，时代赋予了中国阶层分化以特殊性，农耕时代、工商资本时代、金融资本时代，发达经济体两三百年走过的路，中国只用了四十年。正因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层流动性，在短期内经历了极为剧烈的变化。

但如今，当中国终于与世界处于同一文明起跑线，新一轮阶层分化又将在全球范围内拉开帷幕，而导演这出戏的主角恰恰分布在以下“四个象限”，全球都将被框定其中。 

第一象限：科技。

科技的发展解放了生产力，也顺带完成了对资本的收割，90%的人收入增长停滞，9%的人收入算术级增长，1%的人收入几何增长，掌握高科技的阶层壁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边缘化老百姓。

我们的身体似乎也开始在记录这一阶层分化的过程了。据英国公共健康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英格兰北部一座叫做Stockton-on-Tees的小镇，富人区男性人均寿命（90.3岁）竟然可以比穷人区（68.2岁）高20岁以上，最长寿区域女性比最短寿区域女性寿命更是长达24.6岁，此种“寿命差”无论是因由富人区采用的医疗科技更先进，还是由于该区域医疗保障更完善所造成，实际上都透露出了一个讯息：即由贫富差距引起的寿命差表现明显。

霍金在其遗作中也曾做出过相关预测：富人未来能选择编辑自己和孩子的基因，变成拥有更强记忆力、抗病力，智力和更长寿命的“超级人类”。基因将成为最明显的阶级壁垒。

当21世纪所有新技术的效能全面展现时，这些新技术的掌控者，其劳动生产率、以及由此所汲取的资本积累将是其它行业的百倍千倍，科技资本对其它行业的从业者势必将带来新一轮降维打击。彼时，人类说不定不会再分化为阶层，更有可能被分化为不同物种。 

第二象限：资本。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汤玛斯·皮克提认为，当今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大于经济的增长率，这将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实际上当前站在塔尖的人绝大部分都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

就国内而言，尽管近两年因为被政策修理，金融业大不如前，但金融业的薪酬仍然可观，超过很多行业。在A股上市的32家银行、35家券商、5家险企、2家信托共计74家公司的薪酬数据统计，2018年上市券商人均薪酬依然最高，人均35604元/月。还有2家券商人均月薪超过5万!这里再提醒一下，这是已经剔除了高管薪酬的数据。

2019富豪榜重大变更：创历史之最，430名富豪无缘榜单，中国落榜212名的同时有52名新面孔登榜居首。中国十亿美金富豪位居第一，美国、德国、英国紧随其后。对比2018年胡润富豪榜，造成中国十亿美元富豪大批量落榜的原因，主要是中国股市及人民币汇率下跌影响了大多数富豪的财富总量。

这恰恰从侧面印证了一个问题，即金融资本加杠杆的造富速度让平头百姓愈发望尘莫及。

他们拥有的不仅仅是一捆捆的钱，还拥有支配资源的能力，并且能让这些资源继续流向最有能力的人身上，实现财富增值。

资本的崛起使不同有产者在劳动收入上的离散度越来越大。

“富富得正”产生的后代还会沿袭祖辈的财富和阶层地位，进一步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社会阶层竞争越来越变成了“上一代人的资产+这一代人的收入”的双重竞争。 

第三象限：企业。

 单从财富和权力资源占比多寡来看，企业主、政企管理者、职业经理人与普通员工就因收入差距引发了一波阶层分化。

《中国高净值人群资产配置白皮书》调研结果也显示，目前国内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已超过100万人，全国个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112万亿元。其中，企业主占了一大半，其它高净值人口则包括投资者（房产、股票）、企业金领等。

然而，随着文明的演进，在产业革命的“推力”和市场化的“拉力”这一推一拉下，金融从业者、专业技术人员等新经济、新科技领域的从业者与普通服务员、产业工人、蓝领等阶层将再度拉开一波阶层分化。

前者在国际化与知识化的大背景下获取财富的机会和实际财富量将远远多于后者，且这种差距趋于固化。

更要命的是，随着“机器换人”的加速度，人们依托企业实现经济上的可变动性非但不高，反而将节节下降。

显然，科技、资本和企业都在加速社会阶层的分化。“官二代”世袭权位、“富二代”世袭财富、“穷二代”世袭贫困，这种刚性的阶层结构愈发带有很强的“先赋色彩”。

但可怕的不是阶层分化，而是阶层固化：

从楼市挤泡沫到企业资金链断裂和违约，从同质化竞争到重污染、重能耗企业被清除，“向上流动太难，向下滑落太容易”。

若任由科技、资本和企业导演的阶层分化和固化继续，势必将进一步引发社会的政治撕裂、意识形态撕裂，乃至剧烈的社会震荡。

这也意味着，21世纪，位于第四象限的国家在延缓阶层分化与固化的角色权重将上来。 

第四象限:国家。

且不说，全球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开征了遗产税或对遗产课征其他税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1%。中国虽尚未征收，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也提到了遗产税。

再者，面对跨国资本和新科技的嚣张，美国通过税改影响跨国资本的流动，欧盟起草并制定了人工智能伦理指南，中国则从信联到网联对突破国家管控边界的互联网金融进行收敛。

国家层面不断摆出各种压制性“大动作”。从开征遗产税，到取消全球避税港，再到20国立法禁止基因编辑，实则都是国家在有意“劫富济贫”，对科技、资本和企业的恣意妄为进行约束和收敛，以使富裕阶层能将通过其他渠道兑现的财富贡献出来，弥合或延缓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

换言之，国家在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将更多地扮演一种“修正”或“改善”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