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今天你抑郁了吗”不再只是一个笑话，抑郁症正在肆虐全球。当社会太“分裂”，个人更需要自我收敛，建立“心灵防线”。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估计，全球约有3.4亿抑郁症患者，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约占全球人口的4.3%。
其中，中国有5400万患者，相当于100个人里至少有3个抑郁症患者，而全人群患病率约为4.4%，已成为抑郁症重灾区。
抑郁症的发病率及相关自杀率也居高不下。WHO在2012年发布的《抑郁症：全球性危机》报告中指出，抑郁症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负担疾病，预计到2030年抑郁症将位列世界疾病负担的首位。
网传6月10日晚，某著名歌唱家因抑郁症跳楼自杀。此消息后被媒体证实。事实上，娱乐圈是抑郁症的“重灾区”。
娱乐圈中因患抑郁症而自杀或企图自杀的人不胜枚举，如陈百强、张国荣、陈琳、贾宏声、乔任梁等多位知名导演艺人因抑郁症自杀身亡，曾因重度抑郁症离开《实话实说》的崔永元就曾发出过“抑郁症就像亲兄弟一样那样亲近”的感慨。
企业家则是另一备受抑郁症“青睐”的群体。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因抑郁症闭关一年；真格基金的徐小平自曝患过两次抑郁症；放弃小灵通的失误则让任正非精神抑郁，痛苦了8-10年。
因抑郁而走向极端的企业家也屡见不鲜，法制周报曾提到一份公开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摆脱不了心理障碍而自杀身亡。从世界范围来看，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估计高达100万。
虽然人们常说，由于女人善于发泄情绪，相对于男人更不易患抑郁症，但事实却是，另一个抑郁大军就是产妇。
中国精神科研究协会做过的一个调查表明：高达80%的妈妈都曾有产后抑郁的倾向，其中接近1/3的人被确诊为产后抑郁。近60%的产妇产后抑郁没被诊断出来；20%的产后死亡是自杀导致的，而抑郁是第一成因。
更需要警惕的是，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年轻化。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表明，20岁至30岁的人群精神压力最高；世界卫生组织也曾指出，1/4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
01抑郁人群超越年龄阶层
然而，与日益庞大的患病群体和不断扩散的抑郁情绪无法匹配的是，大众对抑郁症认知的缺失，将抑郁症简单地等同于通常的情绪波动和对日常生活中挑战产生的短暂情绪反应。
实际上，抑郁症表现为显著而持久的情感低落、抑郁悲观，同时伴有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认知功能损害等症状。
迄今，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并不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生理、心理与社会环境诸多方面因素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病过程。
从个人层面来看，现代社会压力的普遍性有目共睹。从“佛系青年”、“隐形贫困人口”，到“第一批90后脱发”、“第一批90后开始养生”，种种调侃背后，是年轻人与日俱增的压力。
用生命工作的苦衷自不必说：程序员总有敲不完的代码、搞设计的要面对永远不满意的甲方、做销售的天天有难缠的客户……还要承受社会上“拼爹”、“拼权”、“拼人脉”现象的打压。
“什么都涨，就是收入不涨”，据腾讯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52.6%的90后没有存款，而90后的平均存款也只有815元。
在贫瘠的收入基础上，婚恋、交友都也成为负担与压力，年轻人似乎越来越不愿意结婚。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为1010.8万对，同比下降4.9% 。
人到中年，更是重担如山。《经济学人》杂志把亚洲中年人称为“三明治一代”，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家庭中都是顶梁柱、花费越来越多、积蓄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差、压力越来越大。
既有“保温杯里泡枸杞”、“油腻男中年”等网络热词拨动着大众心弦，也有“幼儿园风油精”事件让教育焦虑不断升级，还有互联网大佬口中的“996”工作制强压下的频繁跳楼事件，更有《流感下的北京中年》那样曾经的爆文撕开中产最痛的那道伤疤（医疗、养老）。
正如电影《人间·喜剧》中，艾伦饰演的濮通这种被生活压迫的小人物，面对生活无可奈何的中年人，可能会因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累积成为压死骆驼的稻草。
老年人也是容易抑郁的高危人群。老人们从职业角色过渡为闲暇角色，从主体角色退化为配角，在这种角色转换中，失落感如影随形。而缺乏家人关怀、“老无所依”又将进一步加重老年人孤独抑郁、焦虑不安的情绪。
据全国老龄办测算，2020年，我国空巢老人将达到1.18亿，近年来，有关媒体报道空巢老人孤独抑郁自杀的事件明显增多。而那些离开原居住地投奔子女的“老漂族”又面临着“漂泊不定”、“缺乏保障”所带来的心理问题。
02个人情绪为何集体走入“死胡同”？
之所以陷入这种集体性的失落，背后则是当下的时代使然。
金融危机爆发十年后，全球经济仍在低位徘徊，中美矛盾冲突升级。国家竞争加剧更是搅动全球风云，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不仅实体经济萎靡让收入直接缩水，而且整个社会正进入以借贷为生的模式，地方政府债务、央企国企债务、上市企业债务、民企债务、居民债务，个个都是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18.39万亿元，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4.96万亿元，两项合计，中国政府债务33.35万亿元。
我国居民负债率也一直居高不下。据WIND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居民杠杆率水平为53.2%，全年上升了3.8个百分点。事实上，2012-2017年间，我国居民部门负债率年均增幅就高达3.7%，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居于首位。
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又使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市场经济天然具有加大贫富差距的原罪，资产价格泡沫化、经济虚拟化让资本收入在财富分配中的占比已经远超劳动收入，富人可以凭借手中的资本、房产等优势让财富雪球越滚越大。
科技的发展也在“助纣为虐”，自动化和智能化使得更多的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大部分人口将处于弱势地位。
与此同时，互联网所构建的虚拟社交帝国又为压力、抑郁等情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一方面，现实社交的萎缩让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到网上去寻求慰藉，但网络的热闹愈发反衬出现实精神世界的空洞，加剧孤独与焦虑。
匹兹堡大学教授Primack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频率（总花费时间和访问频率）和抑郁症之间具有明显且直接的联系，一周内访问频率高的受访者比起那些频率更低的受访者，前者患有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后者的2.7倍。
另一方面，互联网将世界“扯平”，在一些另有所图的事件营销机构、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和急于抢新闻的媒体机构共同作用下，不仅好的坏的一起扑面而来，社会事件一点就爆，“一个亿的小目标”、“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的贫富差距也被赤裸裸地呈现在眼前，人们内心的不安、焦虑等负面情绪不断扩散。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人都犹如“泰山压顶”，而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之所以走进情绪的“死胡同”，根本原因还在于“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带来的落差。
这种落差主要体现在：国家目标与个人目标的脱节。
无论是建国初期的解决温饱问题，还是邓小平领导时期的建设小康社会，国家目标和个人息息相关，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埋头苦干、发家致富成为社会主流动力。
到了物质需求已基本满足的当下，国家的发展目标与个人的发展目标越来越不在一条线上，从物质到精神的时代切换又造就了更复杂、更多样的社会思想，个人目标反而没了公约数，无处收敛。
又恰逢经济换时代、政治换频道的拐点期，目标“破旧难立新”。
经济上新旧“青黄不接”，旧引擎不奏效，新引擎还难以发挥支撑作用；政治上开启后改革时期，改革的内部动力日渐式微，寻找外部动力则不可避免地与世界其他国家“碰撞”，这样的大变局让方方面面曾经习以为常的人生突然变了模样。
当原有的发展模式、生活模式难以为继，要顺应新时代又不知道从何入手，企业“不转型等死、转型可能找死”，个人“要么迷茫一阵子，要么迷茫一辈子”，没有目标的恐慌让抑郁、焦虑不断蔓延。
此外，非正常目标的实现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正如马克思所说“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四十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积累了太多热钱，也为诸多投机者提供了温暖的孵化平台。
且不说，P2P爆雷潮、股市大跌、房市严控让“天台人满为患”，仅以一些创业者为例，在一味追求利益、融资套现的非正常目标下，创业者们舍弃埋头实干地进行技术研发和技术革新的道路，不断地靠画大饼、讲故事等伎俩来获取融资，而当热钱的潮水退去，这些“裸泳者”自然将“缺氧而亡”。
03建立“心灵防线”
显然，当社会太“分裂”，个人更需要自我收敛，建立“心灵防线”。
事实上，情绪没有好坏之分，正是各种各样的情绪一起才构成了完整的情感体系，每一种情绪的背后都在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当我们能够充分了解自己的感受、接纳自己的情绪，那么就不会被那些所谓的坏情绪裹挟，常常陷入情绪崩溃的境地。
有调查显示，85%的假性抑郁症患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自我认同感，并且拥有大量的负面情绪不会发泄。寻找一个心灵“安全岛”，发泄、释放情绪无疑是排解抑郁的重要手段。
例如韩国社会近来兴起一股“模拟葬礼”风潮，以这种另类的方式帮助人们减压、调整人生航向。
又如英国的精神病医师尝试的一种以书名取代药方的抑郁症疗法，患者拿着书单到当地图书馆里“抓药”，这些药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帮助患者认识心理疾病，了解这些病如何影响他们的思想与行为；
第二类帮助患者自主排遣，通过书中的科学方法来消除抑郁，例如鼓励患者写日记，在与日记本对话的同时释放紧张的情绪。
更为重要的是，学会适应环境、随着时代变化及时调整自我，方能让负面情绪成为过客，克服这场“心灵的感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