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3+1”既是机遇，也是重任，更是厚望。2019年，上海紧紧围绕中央交给上海的“3+1”任务砥砺前行。

本文刊于《成都经济展望（2019）》。

2018年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经济发展的韧性、活力和包容性增强，高质量发展态势显现。

初步核算，2018年上海生产总值完成32679.87亿元，为“3万亿俱乐部”成员之一，在全国31个省市中位居第11位，与2017年排名相同；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与全国GDP增速持平。

作为经济规模长期稳居中国城市之首的城市，上海经济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沧笙踏歌。

2018年11月，上海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进博会开幕式并在上海考察期间，给出上海三张“王炸”——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构成上海未来发展的“三大利好”。

“3+1”既是机遇，也是重任，更是厚望。2019年，上海紧紧围绕中央交给上海的“3+1”任务砥砺前行。

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扩充金融功能、推进金融市场改革

科创板不仅是上海经济的新亮点，也是2019年资本市场最为期待和最受关注的焦点。

跨入2019年，科创板落地进入快车道。3月1日，证监会上交所正式发布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主要制度规则并即刻生效；3月18日，上交所正式开放受理审核科创板上市申请，科创板正式“开闸”。

仅从3月22日公布首批获得受理的科创板申请企业名单至4月4日，就有来自14个地区的50家企业拿到科创板“准考证”。

这50家企业拟募资总额约为484.71亿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今年一季度A股市场的IPO规模。按此落地速度，科创板规模或超越中金研报中预估的2019全年科创板上市企业150家左右、募资规模500亿元-1000亿元。

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意义重大。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背景下，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培育新经济和新产业，需要资本市场的配合——通过设立专门服务于科创企业的资本市场，加速新经济产业发展，实现经济转型。

而且科创板通过突破现有资本市场框架进行创新，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各种制度改革的“实验田”。

从此层面而言，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重启了中国股市发行制度去行政化的改革进程，将企业上市的权利交给市场，吹响了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的号角。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注册制以“增量改革”的方式出现，在新的市场板块中进行“先行先试”。

与主板及创业板等相隔离，以“双轨制”的方式运作，既可以在科创板中进行有力度的改革试验，同时也避免对其他板块产生大的冲击，而且便于将其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在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进行推广。

尽管科创板+注册制明确了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从增量入手、从服务科技创新型企业入手、小范围“先行试点”的落地路径，也承载了解决中国股市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改变中国股市生态，改写中国资本市场的格局，让股市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的理想。

而如何突破中国股市的痼疾，让科创板为科技创新服务兼具投资功能，让注册制配套惩罚规则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也是上海2019年的重要任务之一。

福卡认为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节点：

一、大政府与大市场的勾兑。

鉴于新时代改革的根本准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一定意义而言，科创板与注册制可以看作是检验真改革还是伪改革、真市场还是伪市场的试金石。

就注册制试点而言，其关键并不仅仅是将权力由中央下放到地方，由部委转移到证交所，而是从根本上改变IPO的行政审核方式，在尽可能吸纳世界先进审核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肉搜索等时代性新手段，让IPO真正来一次市场+科技+社会——三位一体的嬗变。

如此一来，监管机构的职责在于强化信息披露，弱化价值判断，只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逻辑性发表意见，不对企业价值发表意见；只是负责对操纵市场、虚假信息披露，内幕交易等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二、构建进与退之间的生态系统。

注册制的实质是宽进严出，符合条件的都可以上市，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予以退市。

一方面是为“进”构建多元指标，在规范运作、公司治理、内控制度等方面设置基础性要求，建立多层次、多维度、多元化的准入标准体系，企业收入、盈利、市值、研发投入、科技含量、股权结构等指标均可纳入其中，允许“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另一方面为“退”建立严格退市制度，并与注册制构成闭环，才能解决中国股市当前“只进不退”的现状。

三、科创板与中国金融大变局的衔接。

从更广阔的层面而言，科创板只是资本市场的一部分，也仅是金融系统的一角。

在第三次、第四次金融危机接连爆发的当下，金融大变局已然展开，金融再造才是国家和政府首当其冲面临的问题。

既不能任由金融行业自我炒作、自我膨胀，也不能任由政府肆无忌惮地超发货币，因此，在天量货币汹涌大潮中，探索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股权化，以及场内场外引导基金的结合的路子，显得更为重要。

自贸区“扩片”：为上海更高层次的开放做好铺垫

上海自贸区自挂牌之日起就承担着为国家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的使命，也在五年来的实践探索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已有127项创新事项以及“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

尽管2018年因“贸易战”而形势严峻，但上海自贸区仍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965亿元（分别占浦东新区、全市的48.2%、14.3%）、实现外贸进出口额1.46万亿元（分别占浦东新区、全市的70.9%、42.8%）；社会投资持续活跃，全年新设企业约7200户，累计新设企业5.88万户；外商投资稳步发展，全年新设外资企业近1300家，在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数的占比由试验区成立前的5.2%上升至目前的18.2%。

随着“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的宣布，“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自主权，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的工作密集推进，上海已形成自贸区新片区方案初稿，并将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方案,争取尽快报批。

自贸区新片区将成为2019年上海经济的新发力点，这个定位在“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的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意味着上海自贸区又将迎来历史性的新篇章。

上海自贸区从最初仅有“三港四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内的28.78平方公里，到2015年第一次扩容后达到120.72平方公里，面积增长了近4倍；但在中国自贸区多点开花背景下，上海自贸区从曾经的一枝独秀，成为如今“1+3+7+1”格局中的一部分，更何况海南定位为自贸港，且面积多达3.54万平方公里,远超其他11个自贸区的面积总和。

尽管新片区尚未对社会公布，但根据“新片区范围比想象中还大”，流传的多种“猜想”无不在原有自贸区空间概念下翻番，有望成为除海南“全域全岛”自贸区之外的中国第一大自贸区。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崛起，中美贸易战几近白热化、趋于长期化，日本与欧盟达成自贸协定，将诞生全球最大自贸区。

此时，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将以自贸区新片区将作为抓手，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继续拓展对外贸易，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推进新时代的改革。

由此观之，上海自贸区“扩片”的深意在于，不只是空间的扩展，更是功能的提升。

按照中央要求，上海自贸区肩负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任，因此要对标国际规则，加强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解决开放型经济当中一些深层次和中长期的问题，进而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这决定了自贸区的功能定位与核心是制度创新。

而制度创新恰恰是突破现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在实践探索中，上海势必要突破“大门敞开，小门不开”的制度性放开问题、跨地域及跨部门的统筹协调机制缺位、把提高效率等同于制度创新的迷思三个困局。

概而言之，自贸区“扩区”实质是一场涉及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金融、法律、政府职能转变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

长三角一体化深化：拓展上海发展空间、提高城市能级

从1982年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算起，长三角一体化已经推进了近40年，虽然可以列出一长串成绩单，但还未达到预期。

随着“三省一市”的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一体化按下了“快进键”，如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格局中的“强核”的上海大都市圈相关规划已然启动。

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长三角一体化旨在“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其意义有两面：

一方面，打破当下一体化困局，如因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造成的“诸侯经济”、“同门竞争”的局面，形成类似于纽约城市群、东京城市群那样的互相帮衬、彼此强化的效应；

另一方面，促进长三角地区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排头兵，还要从更高站位，加强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配合协调，进一步增强服务国家大局的能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全面深化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由上可知，对于上海这个箭头而言，既要向前开拓又要向后带动，做到“风从海上来，潮涌长三角”，又承担起“龙头”应具备的引领、支撑、带动、辐射、衔接等功能。

福卡认为，上海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关键重在破除行政壁垒：

一、“借大势”、“靠市场”。

即不仅靠政府一己之力，还需要市场内生的推动力量，实现“大政府+大市场”的双轮驱动，甚至政府扮演的只是杠杆角色，如组建在若干领域里的长三角区域产业基金，以统一区域性基金来促进创新力和产业链的有效融合，促进长三角经济的产业升级和集聚发展。

二、组织再造。

如“长三办”仍只是一个区域性常设协调机构，且“长三办”更多是解决了“块”上的协调问题，但在协调解决海关监管、港口管理、金融开放等“条”上的问题时还很难发挥作用。

再如组建长三角区域银行，通过上海金融要素市场服务能力的延伸，服务长三角企业，为实体经济融资、投资、贸易、避险等提供便利和专业化的支持。

此外，将自贸区扩容在江浙沪结合地带也是一种组织再造，通过特殊的政策方式，破除行政壁垒；像浙江对宁波港和北仑港的整合也是组织再造，进一步加强港口群内部的分工协调，促进港口群整体协调发展，在互补中形成规模效益。

三、协调好利益分配机制。

出台有利于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扩大政策效应的财税制度，也要兼顾各方利益，为鼓励企业有序、规范流动创造良好政策环境等，可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协商研究好财税分配问题。

同时，创新和对接地方政府的重要基金及其运作机制；创新研究咨询机制，使决策更科学化、更具系统性；创设专项财政支持机制，使长三角协同一体化机制的运作更具保障。

进博会：将上海打造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

2018年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吸引了来自五大洲的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参展企业3617家，80多万人进馆洽谈采购、参观体验，成交额达到578亿美元。

目前，第二届进博会已经开始启动，截至4月2日，已经有1800多家企业报名，而伴随79项任务清单发布，第二届进博会保障工程也围绕推进配套项目建设、完善交通组织保障、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优化会展配套服务、强化应急处置能力5大类及承接辐射进博会溢出效应的“5+1”有序展开。

上海举办进口博览会，意义非比寻常。对外，既是应对和缓解国际贸易摩擦所需，又是主动适应世界、接轨国际的自我调整，还表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更顺应和捍卫了世界贸易和开放合作的时代潮流。

对内，不单是外贸重心从出口到进口的标志，更意味着中国经济从投资转向消费的引擎切换。

未来15年中国预计进口24万亿美元商品，这或让中国从生产供应全球变成消费供应全球，进博会的举办显然标志着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共享未来的新起点。

而将其放在上海，不单促进上海进一步对外开放，推动投资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和优化招商选资，确立上海作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功能和地位；也为上海的国际贸易及会展文旅游业等带来新的增长极。

2019年，上海在更加创新办好第二届“进博会”的基础上，也要更进一步扩大进博会效应，推动延伸生产制造、流通贸易及展后的先进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交易产业链的形成。

比如在会议、会展经济方面，推动围绕进博会产生国家级、产业级、企业级的分会落地，也可促进东浩兰生与汉诺威等国际知名展览巨头组建全球会展平台。

在品牌打造方面，伴随德国“精密精造”、日韩“精益制造”等外压，推动本土制造在山寨转原创的内部驱动下精益求精，让世界真正爱上中国造。

进而，让进博会招一流企业，展一流产品，营造一流环境，做到一流服务，达成一流成效，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综上，对于上海而言，承载重托的“3+1”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责任与压力并存，同时也代表着新时代赋予上海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在应对全球经济新的发展形势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标志着上海从中国政治经济的战略平衡点向屹立潮头的战略制高点迁跃。

如果说 2018年是上海战略转折的提出年，那么2019年恰好是战略调整的起始年。

在这关键的时刻，从顶层设计端发力，完善体制机制支撑，推进上海核心竞争力的重塑、构筑新时代上海发展的战略优势，既是上海承担新时代任务的必须，也是“2035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的应有之义。

而在整装列队“再出发”之前，突破思维瓶颈是前提，上海应用更大的胸怀、视野和格局，把自身经济转型、全球城市建设，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发展的总体部署之中来思考谋划。

跳出上海看上海，立足全局看上海，在服务全国中发展上海，方能作出“不一般”的思考、谋划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