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伴随金融服务无边界、金融中心无形化，中国整体金融体系大重构开启——从间接金融走向直接金融。
金融大拐点
近年来，金融领域先是乱象丛生，接着雷潮滚滚，从P2P、理财产品到债券、信托，炸雷不断。单是承兴控股董事长罗静被抓就牵出数十亿的金融“黑洞”，让一众金融机构卷入其中。
而“中国养猪第一股”雏鹰农牧市值28亿负债却高达182亿，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即1元），已面临被深交所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风险。跌破面值、“以肉偿债”、“猪被饿死”的惊雷不但坑了众多股民，七八十家债权人也是苦不堪言。
正所谓潮水退去才知谁在裸泳，如今金融业真可谓不知什么时候谁就踩响一个炸雷。
如是，金融圈慌了、乱了、坐不住了。究其原因，金融正临内外大拐点：
一、金融监管大转折，去年下半年加杠杆、今年上半年结构性去杠杆。
2018年下半年，民企在“融资的高山”下节衣缩食窘境惹得证监会、央妈出来反思“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不仅端出一碗特麻辣粉（TMLF），逆全球而放水，更挟支持信贷+发债+股权融资三大举措打鸡血。
作为三大加杠杆主体之一的房地产市场也把持不住了，12月18-19日菏泽松限购、广州松公寓、珠海松社保、深圳降房贷，似乎又到了“侠之大者，为国加杠杆”之时。
然而，到了2019年，结构性去杠杆显著。对于房地产行业， 5月，银保监会就对金融机构提出不能向违规房企提供融资的整治要求。7月，银保监会约谈部分信托公司，对房地产信托业务增长过快且增量过大的现象进行警告。
二、金融环境太复杂，金融大开放撞上第四次金融危机。
“对金融系统实行了严格的管制措施是近40年中国免于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界普遍共识，正如上世纪末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央行搁置资本项目开放，才使得中国大陆在亚洲经济纷纷溃败中得以独善其身。
而随着2018年4月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11项“超预期”的金融开放措施齐发，金融大开放时代拉开序幕；却不巧第四次金融危机率先在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新兴市场国家登陆，与“狼”共舞，如何避免泥沙俱下，甚至倒逼国内金融机构、环境提质增效这一深刻命题，让金融环境前所未有地复杂。
三、金融行业本身正立变革的风口，新玩法颠覆旧规则。
首当其冲便是科技对金融玩法釜底抽薪，仅移动支付和人工智能的两相夹击就让银行日子难熬，科技公司个个变身金融公司“挤出”传统金融老大哥，钱不单从银行流出，钱的权力更从金融机构转向科网公司，乃至老百姓。
有技术赋能的金融开了窍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类衍生玩法层出不穷，“处处是套路”，前所未有的风险扑面而来。
何况金融又是嫁接行业，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层层嵌套，影响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点风吹草动都能翻江倒海。
经典与非典共存，传统与创新杂交
显然，异动已四处蔓延，但追本溯源，金融之乱根源在于中国金融太“分裂”，经典与非典共存，传统与创新金融杂交。
中国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由计划经济的半道上猛然转向而来，以致政府计划烙印犹在，就别扭地在市场经济上狂奔。
一边已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中规模和复杂性急剧膨胀，一边又难逃行政力量指手画脚，于是乎股市为国企帮困、频现政策行情，中国银行等上市股份行也难免政治任务加身，来自市场与政府的压力两相夹击甚至碰撞出金融资源配置断层（金融双轨制），导致资金雄厚的垄断国企、“三高”超募发行的上市公司通过企业—银行—企业的转贷等方式化身食利集团不断坐大。
如果说当下金融分裂根本在于政府与市场“二人转”的错位，未来也唯有在两股力量相互协调、叠加下才能“化腐朽为神奇”，在此过程中，可以组织为抓手，即金融领域大政府、大市场的勾兑由组织的二次创新来落地。
毕竟“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抓住组织，谁就能掌握未来”，而我国又历来擅长通过组织建设落实行政意识、凝聚各方力量。以组织再造、重构市场与政府界面，弥合金融分裂，适应新金融环境也将让中国金融发展走出一片新天地。
金融组织化与组织金融化
具体而言，一方面，金融组织化，以组织为支点，改变金融“孤岛式”能量释放方式，形成相融相通的多维网络结构，从而引导金融由单纯的资金融通转而释放金融服务能量。
一、组织在金融交易源头发力，优化资金配置方向。
最为典型的便是产业引导基金，“政府搭台，市场唱戏”，政府从不同的产业切入，并以信用背书、项目担保的形式充分发挥政策激励，而市场则根据产业实际情况，以信用透支来达到杠杆之效，即政府提供支点、市场决定杠杆，既紧循资本逐利本性，也不违服务实体的目的。
2018年，山东省以财政资金为支点，融集总规模不低于6000亿元的金融和社会资本用以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领域投入即为一例。
二、组织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择节点发力，对野蛮金融生态政策性收敛。
如网联搭载统一支付转接和清算的前置平台，汇总第三方支付机构支付订单请求并完成二次清算业务，结束第三方支付市场恣意做大、监管被动的局面；
再如信联集合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和网络征信大数据，纾解互联网金融苦于“共债、欺诈”等痼疾。
三、组织跳出金融交易，以公平的规则、公正的制度规范市场化的方向和方式。
政府充当一把尺、一杆秤，搭框架、立规矩，引导市场资本流向。
众筹领域，在设立法律条文框架、完善监管体系的同时，组建第三方项目验证平台，进一步完善“领头+跟投”运营模式，鼓励民间资本聚沙成塔形成合力，培育新型项目、产业。
另一方面，组织金融化。合理利用存量资源，在组织架构基础上增加金融功能，凡有组织必有金融功能与之相匹配，进而放大金融辐射能力。
简言之，平台内置金融功能。
宏观上，园区基金化、基金条块化。在园区层面，每个园区都可根据产业集聚特征成立相应基金，由单纯集聚企业变身投资孵化，做企业时间+空间的合伙人；政府层面，“条”上让每个委办、“块”上让每个区县发挥所长，各有侧重地扶持产业及项目，各自申报设立基金，各区各委办形成良性循环，互为补充、协调发展。
微观上，大可培育特色金融小镇，小可促成楼宇金融化、企业集团“产而优则金”。在小镇范围内整合资源，形成以金融服务支撑适合地方发展的特色产业的创新性生态系统，如沙丘路基金小镇利用近硅谷之便，打造强调对科技初创企业提供风险资金支持为特征的创投金融服务生态。
楼宇金融化则是赋予现有建筑以金融功能，让每栋楼都变身孵化器，联合办公场所，设立楼宇基金，其中的创新企业可以公司股权等方式换取资金支持、技术孵化、创业培训等。
与之类似，企业集团也可“自成一家”搭建孵化器，为中小、微创企业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灵活化、全机构、全市场、全周期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海尔金控产业投行即为典型。
从间接金融走向直接金融
综上所述，金融将融化在组织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金融以组织为载体相互疏通，组织以金融为支点再造功能。
由此，中国金融转型方向也可拨开云雾见月明：对于老百姓而言，金融服务消融在生活、生产方方面面。
组织再造撬动金融“脱虚向实”，并巧借互联网、征信技术等新兴技术，不仅“飞入寻常百姓家”，无缝嵌入到各场景，还区别化服务全阶层，形成立体化普惠金融体系，甚至实现席勒提出的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改造”进而维系金融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循环。
事实上，小荷已露尖尖角，继浦发推出API Bank无界开放银行，工行、建行、招行等都相继响应，旨在实现“银行即服务”。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发展金融“无形胜有形”。
金融的无边界化、泛化对在金融产业物理集聚基础上成型成势的传统金融中心釜底抽薪，未来将以金融交易流、金融影响力等论英雄。
当下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借力“台资板”放大对台企资本辐射，浦东祝桥启东产业园与浙江衢州绿海飞地产业园分别以飞地、反向飞地模式引流资本，都为突破行政壁垒、物理限制构建虚拟金融网络提供创新思路。
伴随金融服务无边界、金融中心无形化，中国整体金融体系大重构开启——从间接金融走向直接金融。
从以银行信贷为主、注重货币交易、少部分人参与的金融中介体系，转向以直接融资为主、强调金融服务功能、人人参与的金融市场体系。
以产业投资基金、众筹等多形式为载体，直接对接实体经济，且重点培育、投资新兴产业，其架构更呈现平台化的操作模式，即呈现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的金融演化趋势，进而营造多层次资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