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对女性言论失当与中国大妈负面化，背后都隐藏着历史性与时代性。
近日，《中国新说唱》选手三棒子（3BangZ）上了热搜，原因并不光彩。6月24日，一段女子在街头遭男子凶残踢打的视频流传引发网友热议，吴亦凡转发相关报道并谴责，然而，抖机灵的3Bangz转发了吴亦凡该条微博并配文调侃“作案的人找到了，就是十年后的吴亦凡穿越回来殴打那个和他离婚的老婆。”
此举引发网友的围攻。很多网友表示“此人态度恶劣，侮辱女性，应该封杀。”
无独有偶，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去年也曾因有辱女性的不当言论遭到过非议。当时，在2018年学习力大会上，俞敏洪声称“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堕落导致整个国家堕落”，霎时间一石激起千层浪，遭到女星张雨绮、作家六六、广大网友、全国妇联与北京市妇联，以及官媒《光明日报》的全方位挞伐，俞敏洪赶紧做小伏低开启一波“道歉三连”。
一方面，上述侮辱女性的言论遭到口诛笔伐，另一面，的确有一批“中国大妈”，近些年凭借奇葩行径屡屡见诸公众。
7月6日，一段重庆大妈在地铁站里杀鸡的视频引发热议，原因是地铁里不能带活禽，大妈就到垃圾桶旁，现场杀鸡，惊呆网友。
如果说此举还多少有些无奈的成分，一些网友也表示可以理解，近日引发关注的中国大妈澳洲乞讨事件就让人难以淡定了。尽管是大爷大妈组团乞讨，但“大妈”显然更受到关注。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大妈”几乎成了一个负面词语和负面群体。
在国外，“吃霸王餐袭警咬人”、“浪费食物吃垮游轮” 等新闻不绝于耳，随意攀折、大声喧哗、不遵守规则等标志性的旅行不文明行为使人大跌眼镜，在国内，喧嚣吵闹的广场舞、倚老卖老的占座位与强插队、踩人拒绝道歉还挑衅等事件不断。
那么，如何理解上述在同一时空中的两种现象？
历史性与时代性
事实上，两者殊途同归，都隐含着深刻的历史性与时代性。
溯源“中国大妈”一词，本是引用美国媒体调侃国内中老年女性大量收购黄金，并引起世界金价变动而来的一个新名词，《华尔街日报》甚至专创英文单词“dama”来特指“中国大妈”。
然而不过数年之后，“中国大妈”几乎已成为低素质中国人的典型代表。网友甚至试图以“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解释，殊不知，诸如“中国大妈”这样的特殊群体自有其时代烙印。
一方面，这一群体的主力军恰恰生于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经历了建国后一系列的艰难岁月与物资匮乏，在最应该接受教育的年纪又迎来了十年浩劫，学生批斗老师、甚至孩子批斗父母等经历使其中一部分人在潜意识中对于规则、文明等现代社会约定俗成之物视为“桎梏”，有着天然的反抗情绪，自然不愿意遵守中国社会文明递进中日益增长的“繁文缛节”。
另一方面，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国民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也日益丰富，人们对物质、精神等多层面的欲望随之急剧膨胀。
“中国大妈”们从青葱岁月到最美夕阳红，这期间中国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急剧变迁用光怪陆离形容也不为过，退休后富余的时间与个人财富的增长又为其旅行看世界、畅购奢侈品等欲望插上了翅膀，加之自媒体时代任何微内容都可以面大量广地传播，“中国大妈”身上的历史烙印就这样清晰地暴露在人们眼前。
中国女性的时代枷锁
另一方面，侮辱女性言论背后恰恰反映出当代中国女性身上也背负着时代的枷锁。
百余年前，梁启超、康有为也曾将中国落后归咎女性，认为是因为母亲教育孩子教育得不好导致中国的积贫积弱，这种逻辑在当时即遭到秋瑾、张竹君等女性主义者的反驳。
今天，如果还试图把女性的身份局限在“妻子”、“母亲”的身份并且将男性的问题乃至成功与否归咎其配偶、母亲，让女性成为背锅侠，这显然有违现实，是当代女性所不能接受的。
事实上，中国女性的勤劳与雄心都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
从个体看，“铁娘子”董明珠、“老干妈”陶华碧、首位华人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无一不是当代女性典范。
从群体看，纽约工作生活政策中心的研究表明，中国女性是全球最具职业野心的女性，约76%的中国女性渴望最高职位，这个数字在美国只有52%。
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达70%，不仅在世界范围内一骑绝尘，甚至超过了法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62%）！2018年胡润全球女富豪排行榜Top20中，有5个来自中国。
然而，由于思维惯性，一部分人在潜意识里仍然会对中国女性提出带有歧视性的要求。譬如，总有人追问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在子女教育上有何心得？”——洗衣做饭带孩子，永远都是女性的责任，这样的观点如此普遍，以致AI都在这样的认知中产生谬误，“学会”了性别歧视！
机器学习样本中，一些标签和性别绑定的程度十分突出，比如站在厨房里、做家务、照看小孩子的就被认为是女性；而亚马逊的简历筛选AI竟然也自动给女性求职者的简历“打低分”！
正是这样的落差在当代中国树立了性别藩篱、强化了性别分歧。
时代切换与文明更迭中的认知错位
溯其根源，背后是时代切换与文明更迭中的认知错位。
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由于男女劳动力的差异，形成了“男耕女织”、“女主内男主外”的劳动力格局，作为主要劳动力的男性核心地位得以巩固，女性则在绵延数千年的纲常与礼教中被逐渐边缘化、成为附庸，丧失经济独立能力。
发展至工业文明，大规模机器生产代替家庭手工业生产，女性逐渐从家庭走向职场，但这一时期工厂劳作仍以重复性体力劳作为主，由于生理差异，女性作为劳工的竞争力与社会地位仍低于男性，主要集中在纺织业、服装业等行业的流水线上。
到了信息文明，男女第一次在竞争力层面走向了平等。
尽管女性在职场上仍遭遇种种不公，譬如性骚扰、求职性别歧视、管理层天花板等问题仍在全球普遍存在，但以创造力、思维力等脑力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消弭了男女在体力上的差异，在中国互联网领域的创业者中，女性占比甚至超过男性，达到55%。与此同时，工作赋予了女性经济独立能力。
因此，不同于前序文明，当代女性具有更强的独立自主意识，也在个人生活、家庭决策中掌握更充分的选择权。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样的变迁，仍有许多人对女性地位、女性权利的认知停留在工业文明乃至农业文明的时期，这样的认知错位使其依旧试图以“贤妻良母”式的标签来要求当代女性，甚至以“红颜祸水”式的标签甩锅女性。
性别差异或将彻底消弭
殊不知，性别差异或将在未来数十年间彻底消弭。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以史为鉴”仅能提供前人经验教训，已不足以应对当下的瞬息万变。
且不说，人工智能前景“可怖”，AI与自动化或将使人类面临大规模失业，男女均不能幸免；生物生命科技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未来或许连生育都无需人类“亲力亲为”。
因此，体力劳动将不再是人类工作的主题词，脑力，尤其是创造力将成为未来个人竞争力的核心。
如此前景下，性别差异自然将随时间被更多抹平，男女将日益站在同一起跑线，个人选择与生活方式享有更充分的自由，“女汉子”不会被嘲讽，“奶爸”也不再被讥笑。
另一方面，国与国的竞争则有赖国家文明建设与国民素养重构，需勾兑历史与未来。
所谓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其“劣根性”的。作家柏杨“恨铁不成钢”，写下《丑陋的中国人》对此进行批判，但习总书记更曾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断，其穿透时空的文化内核，将是国家文明建设与国民素养重构的基石。
与此同时，颠覆性的大时代即将到来，诸如基因科学带来的伦理拷问难以在历史与传统中寻求答案，因此，大时代真正的舵手还在于以未来引领今天。
二者充分勾兑，假以时日，自然将迎来一轮在继承中创新的国家文明，以及全面提升的国民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