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后改革时代，与外界的“时”、“势”相比，企业发展的坐标更在于其内在机理。当企业的发展坐标切换，在动荡不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面临N次创业迭代。

企业发展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曾被奉为圭臬的商业模式似乎不再奏效，如今的风口来得快、去得更快。

2018年大火的区块链迅速沉寂，从区块链平台、区块链媒体、区块链游戏遍地开花到币价下跌、破发率上升，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长租公寓的暴力洗牌，爱公寓、优租客、寓见公寓等一大批长租公寓相继跑路或爆仓；网红店诸如鲍师傅、“很高兴遇见你”、丧茶都如昙花一现，红极一时，渐渐归于沉寂；无人售货亭也只有不到一年的生命力就凋落了；共享经济的典型共享单车、共享电瓶车更是火了一把然后留下一地鸡毛（共享单车坟场）。

技术的加持似乎也难以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从2016年开始，拥有脸部识别、重量传感、摄像头、RFID等技术配置的无人货架、无人便利店成为黑马，瞬间抢占了办公室等各大消费场景，一时风头无两。然而，自我造血能力不足使其普遍陷入盈利困境，迎来倒闭潮。

如早在创立初期就被视为无人便利行业黑马的邻家便利在2018年7月31日一天之内就关闭了北京的160余家门店。

资本对企业来说更是一把双刃剑，即便可以让企业短时期内迅速扩张，但逐利的资本一旦离场，企业只能落得一地鸡毛，共享单车已然从“新四大发明”的美誉跌落到“创业史上最大骗局”即是血淋淋的教训。

前改革时代企业发展四大象限

企业过往的发展法宝皆已趋于失灵，归根结底，这是由于企业的发展坐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在改革开放的前四十年，企业发展取决于以下四大象限：

一是时势。

所谓“人生发财靠康波”，企业更是如此，宏观经济形势决定了一代企业的命运。中国改革开放的前40年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阶段，国内消费急速拉动，各种商品供不应求，企业做啥啥赚钱。

二是制度红利。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的过程中，市场化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生产力，各种制度优势层出叠见，一批嗅觉灵敏的草根企业攫取了市场的“第一桶金”；

同时，全球化又使中国成功推进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充分享受全球化产业分工的好处，一批出口导向型企业迅速崛起，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找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产品。

三是资本投机。

国门大开之后，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横行，犹如“华尔街”突然闯入了中国的经济领域。

同时，一些企业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也衍生出资本运作需求，“资本运作”开始大行其道。

房地产领域便是典型代表，自房地产市场化后，“谁都不懂房地产，但谁都知道房地产是一个暴利行业”，精明的开发商们纷纷把倒卖地皮赚到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把还停留在图纸上的房子抵押给银行，通过这种投机行为一批房企得以迅速扩张。

四是科技突破。

每一次新技术的突破，都带动了社会关系的改变，包括生产关系的优化和调整，市场也犹如“凤凰涅槃”般裂变出新的应用空间、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

如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在技术的裹挟下纷纷崛起，1998年的门户网站、1999年的电子商务、2001年的企业服务、2003年的网游等。

由此来看，在前改革时代，与其说企业发展是靠自身努力，不如说是时代助力。这一阶段的企业也纷纷将发展重点放在把握时势、抓取红利上，企业管理被抛诸脑后，连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也在90年代戛然而止、停滞不前。

后改革时代企业发展四大象限

如今，且不说国内经济增速回落叠加第四次金融危机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经济下行压力，曾经的制度红利空间也在不断消弭，P2P暴雷潮等又昭示着资本市场遭遇整肃与规范，更别提，科技突破似乎也触到了“天花板”，陷入仅有微创新、小突破的危机。

如此种种皆已揭示出，到了后改革时代，与外界的“时”、“势”相比，企业发展的坐标更在于其内在机理，具体包括以下四大象限：

一是核心业务。

“任何企业仅做后台支持而不创造营业额的工作都应该外包出去。”在信息经济时代，随着产品技术日益复杂，产品周期不断缩短，投入成本不断增加，企业不再追求大而全，而是集中兵力于若干环节，全身心地创造、维持、扩大自身的核心业务，

例如“全球运动鞋大王”耐克，把运动鞋生产制造的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之时，始终把持新产品的研发和市场营销等核心业务。耐克公司每售出一双鞋，外包制造商只占售价的5%的价值，其余的95%由耐克公司自有。

二是组织再造。

过去“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组织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信息时代。去结构化、去中心化、去KPI、柔性化、敏捷性等新名词层出不穷，都在描述企业组织模式的变革：分工明确、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逐渐让位于自我驱动、自我管理的扁平化网络。

这种具有突破性的组织再造已经成为很多大企业用来治疗大公司病的手段，很多外国互联网公司——Google，Facebook，Valve，都已经成功展现出扁平化带给公司的巨大好处，国内代表性的企业如海尔集团、红领集团。早在2003年红领集团就开启了扁平化的探索，而海尔集团则是2005年启动扁平化管理。

2015年万科宣布其总部组织架构将以更加扁平化为目的做出大调整，2018年5月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宣布将“扁平化管理架构，以改善交流”，合并部门职能，以及减少“对我们成功实现使命并不重要”的活动。扁平化管理现已深入人心。

三是进化能力。

纵观生物进化史，从最微小的生物到高智商的人，无不是优胜劣汰，进化演变而成。企业亦如是，从规模小的手工作坊发展到跨国经营的巨型现代企业，都是企业组织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长期进化的结果。

能够成功在市场大潮中游刃有余的企业，无疑是那些能够与所处的环境相得益彰的企业。如以“山顶上的变革”为理念的苏宁，从传统的线下电器零售商，到2012年的互联网转型变革，“互联网+”与“+互联网”并举，线上线下高度融合，再到如今向智慧零售商迈进，苏宁始终在随着环境的变迁不断调整自己的优势，主动进化。

四是纵横通吃。

如果说过去企业生存的商业原则是分工、划界、封闭和稳定，那么现在则是融合、跨界、开放和变化，当企业发展的边界被淡化，在坚守核心业务的基础上，跨界打劫、纵横通吃成为一种常态。

典型如小米，不仅横向上生态链庞大似巨人，从手机、移动电源到手环、净水器、代步工具、智能机器人等各个领域，纵向上则有系统（MIUI）、云服务（小米云）、互联网服务（小米直播、小米游戏、小米金融）等，一纵一横相辅相成，构成了小米铁三角般的生态体系。

企业N次创业迭代

伴随着企业发展坐标的全面切换，旧地图难导新大陆，企业无法再因循守旧，在动荡不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面临N次创业迭代。

一次创业是企业从无到有的过程，正如鲁冠球在《时代契机，我们没有理由错过》中所说：“回想我们这代人的创业梦，从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东躲西藏，到在计划经济夹缝中‘野蛮生长’，再到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以及全球化中无知无畏闯天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

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企业家被称为“拓荒一代”，他们凭着敢闯敢干甘冒天下先的勇气和胆魄，在荒蛮中披荆斩棘，又赶上了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和城市化红利的机遇窗口，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

可以说，企业的一次创业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如今，当工业经济趋于成熟，大量的机会窗口关闭，企业面临着更稳定的市场、更规范的商业制度、更激烈的竞争和更高速的迭代。

没有了外界的“东风”，单凭“胆子、路子、票子”的发展模式已经走不通，企业就到了加强修炼内功的二次创业阶段。

二次创业是企业公司化、现代化、再组织的过程，一些大公司已深谙此道，如早在2008年，阿里巴巴便创建合伙人机制，来解决规模公司的创新力问题、领导人传承问题、未来担当力问题和文化传承问题，正如马云所说“只有建立一套制度，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化，培养和锻炼出一大批人才的接班人体系，才能解开企业传承发展的难题。”

这种管理机制创新，不仅能够解决领导的合法性问题，更可以激发员工的文化和价值认同，使企业成为一种赋能型组织。

当下诸多企业发展已经进入了二次创业阶段，而未来，当企业在前两次创业的基础上夯实内部之后，要在时代洪流中屹立于潮头，企业还面临着平台化、模块化、集成化的三次创业。

技术的风云变幻让去中心化、去边界化成为未来的关键词，当物联网连接一切，平台经济、平台商业模式随之出现，传统直线型、串联的价值链结构变成网状分布的并联结构。

不仅企业成为一个个模块，可在产业链平台上自由组合，企业的各个职能也将被打散，变成一个个小的模块单元，外包、剥离出去。由此，未来的企业形态将呈现两极化趋势，既有大而全的平台组织，又有小而精的单元模块，如同航空母舰上搭载着各式飞机，大小企业共同组成一个集成化的企业生态系统，并且在系统内协同协作，保证企业生态的良性循环。

更进一步，当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复存在，当生产和消费被完全打通，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企业，企业的四次创业将呈现出星云文化般的特征。

企业内部可以跨越层级、一对一、工作社群、自组织地进行协作和信息沟通，外部可以无障碍地吸纳全球化资源，企业之间既可以在碰撞中诞生火花，又可以在互相学习中彼此进化，还可以在总结当下的基础上去探索未来，更能够在碰撞、学习、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创造。

在这种不断的创业迭代中，企业模式也将动态变化，就当下趋势来看，企业将沿着生产经营——科技创新——生产型服务——金融资本——平台经济——泛公司化——模块组合——出品战略这八大台阶拾级而上。

而不论企业发展阶段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企业创业将生生不息，无边无际，在N次迭代中推动企业的车轮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