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全球城市的竞争已非简单争夺资源，而是以超级枢纽打造朋友圈，就看谁的磁场更强大。

世界大国必然匹配全球城市。

正如伦敦之于英国，纽约成长为世界城市，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标志，东京的爆发也被视为日本崛起的象征。

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到2018年GDP超90万亿元，人口14亿，从贸易量到消费量占比全球都举足轻重。

以此逻辑，中国必然迎来全球城市的崛起。而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一些城市地位也确实在不断提升。

根据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5月30日发布的《2019全球城市指数报告》，今年中国城市在《全球城市综合排名》榜单中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列第9、19、71和79位，紧随“北上广深”的是南京，其排在第86位。此外，进入前百位的依次还有天津（88）、成都（89）、杭州（91）和苏州（95）。

今年的研究还显示，中国城市排名上升势头不减，综合指数排名平均得分增长速度是北美城市的3倍；在潜力城市排名中，增长速度是欧洲城市的3.4倍。

联合国人居署和社科院联合测度1007个城市的竞争力研究发现：全球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强弱呈橄榄形分布，北上广深和香港这五城上榜前20，另有30个城市入围百强榜单。

尽管如此，中国城市离全球城市还有距离，在打造全球城市的路上仍任重道远。在《进军全球城市，中国凭什么？》一文中，我们指出全球城市的本质就是超级枢纽，那么中国到底怎样打造超级枢纽？

超级枢纽形成的条件

从字面看，枢为中枢、纽为纽带，枢纽比喻要冲之地或事物联系的中心环节。

放在古代，人类逐水而居，农耕文明沿江河发展，河流交汇、道路密集之处自然形成商业贸易集聚的枢纽。不管是黄河、长江孕育了中华文明，还是地中海酝酿了欧洲文明，地理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发展。

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盛起佛罗伦萨、罗马等内海城市，却也终究伴随大航海时代的崛起而注定了威尼斯的衰落，伦敦顺势成为宏伟的大城市。

尤其是工业革命的一声炮响，让滚滚车轮变成奔跑的铁路，开始连接不同地区。麦金德就把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布满铁路的地区，当作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地区，并断言占据东欧是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进而主宰全世界”。

之后，不管在马汉海权论指导下美国海军驰骋海洋，让大量港口城市崛起，还是制空权争夺之下的航空大发展，以致机场“大珠小珠落玉盘”，正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地方城市化，世界城市网络在铁公机的线路交织中逐渐成形。

尤其是中国高铁的弯道超车，开启了陆权复兴时代，中国城市也因高铁而更紧密，从单打独斗到组团成群，以致原本摊大饼式发展的中心城市向网格化和多中心的大城市群转化。

过去40年不单城市消费、生产和交换的载体从单一到多元，从硬件到软件，从有形（实体）到无形（虚拟），由服务地方到走向世界，中国的超大城市网络必然产生超级枢纽般的全球城市。

四个关键变量

理论上讲，超级枢纽在世界城市网络上应是最密集、最复杂、最核心的“超级节点”。

照常理，一般节点在平面上是两条以上线的交叉，但超级节点并非一般节点，而是诸多节点的集成。它不能以单纯平面看，而要放在立体空间中，是多条线交叉、多层面交融，由此在彼此联系、融会贯通中形成不同“节点”，继而从有形的交通、产业节点到无形的信息、资金节点，产生节点的叠加、融合，乃至从化学反应到生物反应。

超级枢纽显然在城市网络中存在复杂层次，并产生不同发展能级，就目前看，至少有四大变量：

一靠地缘交通，由先天位置与后天密度决定。

最早枢纽的形成取决于其固有的地理位置，但地缘并非一成不变，因为伴随三次工业革命，交通工具从马驴、黄包车等到蒸汽火车、汽车轮船再到飞机、高铁，让人类不单挣脱固定地理束缚，更颠覆了空间区域距离，加速了全球的城市相互连接成网。

尤其是交通从平面发展到立体，线路越密集，形式越多样，流动速度越快，枢纽的集聚效应越强、辐射范围越广，其能级也就越高。

二看资源配置，不止于形成要素高地，更在于系统性、生态化。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城市亦如此产生集聚，逐渐走出交易中心—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办公中心的经典路线。

但从单一到综合，从产业横向兼并与纵向延伸到总部经济的成型，要素集聚也并非越高端越好，反而在于形成生态系统。因为产业偏态或整体太单一，都很难“螺蛳壳里做道场”，东北城市难以大发展症结就在此。

三在链接结网，取决于城市的创新力和组织力。

因为相较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注重规模、受制于分工，并一心想掌控资源成为“中心”，如今伴随信息文明改造工业经济，城市被网格化，在物联网武装下充满智慧，并能在学习中自我进化。

以前城市竞争力看内部拥有什么，如经济实力、资源禀赋等，现在这已非首位，更要看外部联系与流动性。

因为超级枢纽的战略重要性由它的链接结网能力来体现，每个全球城市都将在世界流动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因而，城市只有张开所有触角靠创新链接世界、组织世界，链接得越多，联系越紧密、碰撞出的能量越多，就越“聪明”，进化得越快。

四是界面关系，是否勾兑与友好。

超级枢纽是节点集成，节点由不同线交叉，而线又由不同面交汇而成，这就涉及不同点线面之间的关系处理。仅是大虹桥的大交通枢纽若不处理好机场、轨交、公交等运力衔接与匹配就可能让上海西大门瘫痪。

更别提，从国际到国内，从国企、民企到外企，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区域内与周边的关系，都需精心经营。比如政府与市场的界面拿捏就考验全球城市的管理水平，现实是要素勾兑得越融洽、界面保持得越友好，超级枢纽上的点线面就越能合力增效，超常发挥。

一个能呼吸、会成长的生命体

以此看超级枢纽，既有横向层面的叠加，又有纵向通道的交叉，还有资源集聚的磁场，更有要素流动的速度，方能成为一个实现联动组织、功能集成的超级节点。

实际上，超级枢纽就像一个能呼吸、会成长的生命体，道路、产业等网络皆为血管，人流、物流、信息流等都在输送养料。

只不过，相较于生命体的寿命有限，城市却能在加速代谢中持续发展。正如杰弗里·韦斯特所言：一座城市的经济产出、繁荣、创意和文化都根植于其居民、基础设施和环境的多重反馈机制的非线性特质。

城市的产出与城市规模就呈现超线性增长，即城市人口越多，基础设施利用率越高，比如人口翻番可能只需要增加85%的加油站。

进一步看，城市的人口总数与其他变量间存在1.15次幂的关系。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城市总财富增长，人均财富的增长又吸引年轻人集聚奋斗，加速大城市的新陈代谢。由于城市代谢与其生长方程是幂律关系，越是超级枢纽，城市代谢越快。

但通常情况下城市的维护成本与城市规模是线性关系，一旦达到临界，能量供应不足就容易崩溃。这却挡不住伦敦等全球城市继续狂奔，就在于科创每次都创造新生产力重塑城市的运转规则，使城市跃到更高轨道运转。

互联网的普及用了20年，移动互联网则只用了5年，今天AI、物联网以更快速度侵入城市每个角落，都让城市挣脱自然增长，晋级几何级数增长，尤其是超级枢纽将在聚变与裂变、发散与收敛、联通与融合中进入指数级增长，并产生一种超强磁场，既能捕获各种资源，又能高效优化配置，还能对内创新繁殖，更能对外辐射引领，牵引周边围绕其同步运转，全球都能“若比邻”般“共振”。

城市功能之变

由此，全球城市的竞争已非简单争夺资源，而是以超级枢纽打造朋友圈，就看谁的磁场更强大。

这让经济地理逻辑正超越行政区划，城市群内边缘区有条件转化为相邻城市产业连绵带的新中心，犹如细胞裂变般地生长出新的超大城市。

如果说工业文明时代，各地通常是先发展产业再招商引资，吸引人口集聚后配套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那么到了后工业及服务体验时代，城市竞争赛道切换到了创新和质量，发展顺序从原来的“人跟着生意走”转向“生意跟着人走”，倒逼城市先做好环境，吸引人才、机构才能衍生出创新成果和产业转化。

而且一般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城市发展的核心就从经济发展转向了人的发展。

作为世界城市网络金字塔的塔尖，全球城市自然将从经营城市的外在，转向回归其内核本质即经营人的欲望。

放到中国看，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如今走向更高品质的城市群、都市圈发展，伴随各大城市重新寻找个性化定位，中国的全球城市将梯度化、雁阵式崛起。

只不过，当下中国上榜的全球城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与国内及亚太城市的强关联性，未来需要从中心意识转到枢纽意识（即从单向通道到多维双向通道，从固定线性思维到流动非线性思维），强化与世界的联系，并让世界因变中国，才能真正名副其实。

以此观之，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龙头，未来上海若以超级枢纽的面貌直追“纽伦港”（纽约、伦敦、香港），所谓卓越的全球城市也就将在水到渠成中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