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向下与向上的力量相互交织，企业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内外两方面的冲击令其始终行走在悬崖边缘，也倒逼所有企业站在“二次创业”的拐点上。

企业扎堆进行架构调整

变革的年代大企业忙着调整转变。

去年以来，巨头们纷纷进行组织结构大调整，比如，腾讯七大事业群变六；阿里云升级为阿里云智能，天猫升级和裂变为大天猫；小米新设集团组织部和集团参谋部，将电视部、生态链部、MIUI部、互娱部四个部门重组成10个新的业务部，被称为“小米史上最大的组织架构变革”；一直被视为“没有边界”的美团也明确了坚持“食品+平台”的核心策略；京东划分为前中后台。

总体上，以巨头为代表，企业纷纷进入了二次创业的新阶段。

 生存环境之变

按理说，诸如BAT等巨头早已稳坐市场上的头把交椅，为何还要兴师动众、频频折腾？

究其根本，企业不约而同地开启二次创业，实际上反映了企业正直面可持续成长的紧迫课题，毕竟，当下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宏观层面来看，企业面临经济形势“向下”与“向上”并存的格局。

向下有下行周期四大拐点叠加（去产能+环保风暴+第四次金融危机+贸易冲突）及政策波动。

国内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一面是去产能战线长、力度大、范围广，煤炭、钢铁、化工行业“叫苦连连”；另一面是环保风暴轮番轰炸，袭遍国内诸多工业大省，更成为无数企业的“催命符”。

国外形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剧，这边有第四次金融危机加剧下行压力，一批批裸泳者被迫现出原形；那边有贸易冲突让诸多外向型企业直面生死存亡。

腹背受压之外，还有政策波动在不断搅局，如查税补税风波、“限娱令”等政策刺激下，影视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不仅如此，9月6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拟规定剧集集数上限为40集，这一规定对于影视业的影响不可小觑。

就连一直火爆的游戏产业也概莫能外。从去年3月29日开始，游戏版号的发放全面暂停，一直到12月份才恢复，国内游戏版号的审批也因此暂停了大半年的时间。

根据《2018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游戏产业在整体收入上的增幅明显放缓，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214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仅为5.3%，创下近年来增速新低。

向上则是经济结构迭代升级五大领域及外部变局。

1、新经济。人工智能来势凶猛、生命经济方兴未艾……新经济正在全面登上历史舞台，新模式、新业务随之涌现。

2、第二次城市化。2018年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只有59.58%，与美国、日本、欧盟差距在10-20个百分点，从特大城市扩围到大型城市功能迭代，从县市区域联动到特色小镇以点带面发展，二次城市化势必让经济引擎加足马力。

3、大交通。基建历来是中国经济的强心剂，仅从机场建设看，国务院规划到2020年新建500个通航机场，2030年全国通用机场预计达2058个。交通基建浪潮之下，不仅能拉动GDP，还能够拉动与基建项目相关的上下几百个行业的发展。

4、大消费。2018年消费对GDP贡献率已达到76.2%，消费升级势不可挡，体验式消费、智能化消费、科技型消费等多种方式蓬勃发展，与之对应的供给端也是红海一片。

5、大通讯。5G网络的横空出世不仅提高数据传输速度，还将推动互联网由线上线下之分进入万物互联时代，更可以带动整个生态圈裂变式发展，物联网、云计算、AI、VR/AR等新技术和5G相结合，将催生更多新应用、新业务，革新各行各业。

五大向上力量之外，技术发展、风口迭代等外部变局也为市场带来变数和挑战，更造就了一批企业的非典型崛起，如短视频“新贵”抖音挑战腾讯等社交巨头、拼多多从农村包围城市等。

内外夹击

向下与向上的力量相互交织，企业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跌跌撞撞之下，企业面临着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冲击。

从外部来看

一是政策回归。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浪潮汹涌蔓延，“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大量企业通过“低买高卖”、“模仿、山寨”等方式抢占市场，利用政策空子来积累财富。

发展至今，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各种规则不断完善，钻制度空子、打政策擦边球的空间被全方位挤压，企业野蛮生长的土壤几乎不复存在。

二是成本增加。

加入WTO以来，人口、资源等红利使中国成为成本洼地，不仅成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也造就了一批“躺着赚钱”的企业，然而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环境压力的日益凸显，生产成本已大幅上升。

据《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显示，以美国的制造成本为基准指数100，中国的制造成本指数已高达96。一轮又一轮的房地产膨胀、最低工资标准的飞速上扬成为诸多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三是利润压缩。

高成本已经让企业“苟延残喘”，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出口贸易等领域的税收优惠也在减少，两面夹击之下，企业利薄如纸。中小企业倒闭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大企业则开始外迁，如曹德旺赴美建厂、富士康出走印度等。

四是危机连带。

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中国以庞大的体量登上历史舞台，正引发巨大变化。世界驶入战略碰撞期，国家竞争加剧，外贸摩擦、工业竞赛、资本碰撞等国际竞争愈演愈烈，企业的海外发展自然被掣肘。

典型如蚂蚁金服并购速汇金失败、淘宝被列入“恶名市场”黑名单、华为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其CFO在美国指使下被加拿大逮捕等，中国企业在美遭受打压似乎已成“家常便饭”。

从内部冲击来看

一是领导力合法性。

一次创业时,凭借企业家的胆识、气魄，以及对机会的准确把握，企业得以无中生有、成长壮大，可以说，企业家是一次创业的灵魂，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领导力。

如今，企业家领导力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单传承难，后代不愿接班已是普遍现象，有接班意愿的二代不到两成；聘用“空降部队”，又遭遇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拧不到一起的矛盾。

更纠结于管理难，企业规模的扩大让利益越来越难以平衡，大批离经叛道的年轻知识分子成为企业主力又让企业既有的管理规则和方式“岌岌可危”，领导力的衰落难以避免。

二是业务坚守。

企业进入成长期后，若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便永远与外面的精彩世界无缘，更何况，创业成功后的自信，利润积累下的扩张实力等都诱发着企业急于开疆拓土的心情，然而，即便大船也能掉头，但如何掉、往哪掉也都是问题。

典型如联想，开启手机、服务器等一系列新业务后，其主业PC业务的规模一度被大幅压缩，而在小米、OPPO、vivo和华为等厂商的挤压之下，新的手机业务市场也逐渐被蚕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三是竞争力迭代。

在当下这个越来越动荡和“黑天鹅漫天飞舞”的时代，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企业的兴衰周期在快速变短，以前一个行业的变革周期是10年，现在则压缩到3-5年。

尤其在新老经济交替之时，没有核心竞争力做锚，企业稍不留意便会被时代大浪拍死在沙滩上。

四是价值认同。

正如任正非所说：“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利用制度建立起一个基业长青的企业，是通向“世界级”企业的起点，而通过制度体系的建立而改变人，实现企业价值观念的“代代相传”才是终点。

中国企业发展很快，但又普遍缺“钙”，这便导致企业大发展时，人才大进大出，企业进行调整时，人才留不住。缺乏企业价值与文化这个群体奋斗的凝结剂，企业的优秀“DNA”谈何传承？

站在二次创业的拐点上

种种内外冲击成为悬在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令其始终行走在悬崖边缘，也倒逼所有企业站在二次创业的拐点上。

就当下形势来看，企业的二次创业面临两大历史背景。

一是信息经济对工业经济的再造。

目前中国的大企业多形成于工业社会，组织以金字塔式科层模式为主，久而久之，体制臃肿、制度僵化、人浮于事等诟病随之而来。

到了信息经济时代，互联网分解金字塔层级，连接一切人、财、物，扁平化、平台化、模块化成为组织的新特征，当随意连接的个体成为组织的节点，组织形态也越来越多样化，从小组织到云组织、从生态组织到网络组织，不一而足。

同时，信息传递方式不再是链条式，而是点对点，不仅曾经利用信息不对称而制造投资骗局的麦道夫如今难以遁形，广泛、高效的连接还让众筹、众投等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调动了全社会的冗余资源。

二是中国经济模式（大政府与大市场）的再造。

计划经济烙印下的行政干预一直是我国经济的一大痼疾，要么“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使得政府服务的低效率如影随形，监管更是远滞后于市场发展，要么搞一刀切、运动式执法，更枉论长期以来将政治关爱奉献给民企，经济好处悄悄塞给国企的做法造成了国企、民企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收不住行政之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自然难以兑现，企业也缺乏应有的动力和活力。

如今，政府与市场两头大的新格局下，政府从台前走向幕后，专心做规则的制定者，政策的反应速度越来越快，之前那样让子弹飞一会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越来越少，当野蛮生长的红利期不复存在，企业势必要随之调整发展战略。

而一旦市场力量充分发挥，竞争环境只会更加激烈，在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之下，如何因势而变、捕捉“尖尖角”也成为企业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由此来看，双重改造之下，企业的发展逻辑也将发生根本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