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无论是约定俗成还是经典意义上的“文化”都更多强调历史性，但福卡认为新时代对“文化”的注解在兼顾历史性的同时，更应突出其动态更新的未来感。

文化泡沫化

文化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乱象、泡沫。

艺术圈充斥着江湖气。艺术大师“遍地开花”，典型如以自称与王羲之齐名的王彤云为代表的“书画泰斗”们无一身技艺傍身，却动辄“鄙秦贬汉笑钟王，越唐迈宋压苏黄”。

文创被资本劫持，“一切向钱看”。无论是影视业百试不爽的IP+小鲜肉两大法宝，还是贩卖焦虑、冲兑毒鸡汤的朋友圈爆文，都是无所不用其极一搏流量、资本至上的打法。

内容生产陷入硬凹造型的文化怪圈。如古风的打开方式成了“枕风宿雪多年，我与虎谋早餐”、“你的笑像一条恶犬，撞乱了我心弦”等前言不搭后语、一知半解或是压根半点也不解，为了文艺而文艺的矫揉造作。

快餐文化过度盛行。信息时代剥夺了沉浸的专注度，形成了“狼吞虎咽”的文化泛娱乐化消遣方式，进而导致恶搞、段子等“文化鸡肋”泛滥……种种文化乱象纵横交织，正是文化产业的整体迷茫的缩影，在一定意义上也暴露出对“文化”概念的认知不清、定位不明。

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

文化到底是什么？

从一般意义而言，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指代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的总和，也包括随着活跃的文化活动，衍生出五花八门的文化细分市场。

从经典文化观来看，对于“文化”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威斯勒将文化形容为“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包括所有标准化的社会传统行为”,胡适概括为“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龙应台认为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观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判断和观念形成的总和”……据《大英百科全书》统计，世界上仅在正式的出版物中给文化所下的定义即达166条之多（其中162条是英文）。

综合而言，中外对“文化”的百余种定义中，相对一致的倾向是侧重整体性，即为宽泛论观点（即广义“大文化”观点），且突出了其传承性，是历史沉淀的产物。

即便约定俗成的文化富豪与经典定义中的文化概念宽窄程度不尽相同，但两种定义法都带有鲜明的“历史照亮未来”的逻辑，更多强调历史性。

福卡在2004年出版的《问鼎21世纪新文化》一书中将这一类文化定义归纳为树根型文化，但新时代对“文化”的注解在兼顾历史性的同时，更应突出其动态更新的未来感。

拆解“文化”

具体而言，可从三个层面拆解“文化”概念：

一、横到边，文化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万事万物无所不包；其本身也成为事物的意识。

一方面，任何事物都是文化现象。其成分无穷无尽，“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它无所不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

一个男人站街角，呸一口唾沫飞出去，就是一个文化现象了；如果是一男一女，一个哼一声儿，一个呸一声儿，这文化就复杂多了。

另一方面，文化又内化到事物各个方面。商品除工具属性外，还有文化属性作为标识与内在价值，甚至可以说，没有文化提炼过的商品都是没意识、无意义的，甚至无价值的。

故宫文创产品之所以火爆，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之所以大热，很大程度上在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故宫承载着的国家记忆、文化底蕴为薪柴。

二、纵到底，既在时间纵轴上收敛古今，又在认知维度上无限升级。

就时间角度而言，让“历史照亮未来”，追溯文化轨迹、淬炼历史底蕴；与此同时，也由“未来引领今天”，强调对未来放飞想象力、绝对自由的勾勒，融合出一个兼具历史反省内敛、未来无边界畅销的多元素文化体系。

正如《流浪地球》充满未来感的镜头语言下，流淌的是“中国式”家国情怀的表达，既传达了爱与希望，也为科技工业提供灵感，还激发对保护地球的责任感。

就对文化的认知维度而言，保持开放与无边界。吴伯凡提出与盲点相对的盲维概念，即对某一个维度缺乏意识和感知，其隐患可从德鲁克总结德国在一战和二战表现中一窥一二——“德国人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一个个小陷阱，以便顺利地掉进一个大陷阱。”

以上足见文化的认知中避免盲维的重要性，多个维度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认知，否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就像16世纪末大清学者斥责利玛窦送给中国的世界地图为“邪说惑众”、“画工之画鬼魅也”，但当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谁还能对着魏源的《海国图志》自封“天朝上国”、“世界中心”？

三、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兼有冲突与融合。

说文解字，“文”指各色交错（“物相杂，故曰文”）、“化”携有生成、造化之义，“文化”本就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意思。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强调开放、包容才能释放多元、灵动的文化，被誉“西方文明的摇篮”的古希腊文化是古埃及、美索布达米亚、古印度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创新活力迸发的美国文化源自移民带来的思想融合和碰撞等。

当然，在此过程中也难免出现冲撞与波折，比如我国历史上就已经历四场文化运动，始皇焚书坑儒革掉了儒家的温情脉脉，也守不住“大一统”；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一枝独放即是春”的思想模式，结果人治与专制一脉相承；新文化运动扛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最终却走上“全盘西化”的极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与倒退不再赘述。

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双向关系

正因为文化横到边、纵到底、动态的概念，天然决定了文化与经济、社会等基本要素之间影响和被影响、需要和被需要的双向关系。

一来，文化被经济、社会等基本要素所需要，产生“影响”、发挥“功能”。

就经济效益而言，文化资本有不同于经济资本的独立价值，并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其效益在亨廷顿对比加纳和韩国的研究中可窥一斑，尽管上世纪60年代两国的经济水平惊人，但在文化的影响下，30年后加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十四分之一。

就社会效益而言，文化是不倚赖皇权或神权维系的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文化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喜悦、痛苦等情绪找到了名字和定义，意识到个体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可分享的集体经验，进而产生归属感，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

二来，文化需要经济、社会等基本要素以动态更新，甚至本身就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

无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社会的物质存在往往通过一系列介质方，如社会心理、基层意识形等，作用于这类文化形态”（冯天瑜）都揭示了文化的终极根源要追溯到社会存在，尤其是经济土壤之中。

由此观之，文化是一个全覆盖（横到边、纵到底）、动态演进的复杂整体，是过去、当下、未来所有社会、经济等基本要素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这些基本要素，最后形成一定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共识。

文化其内涵与外延随着各个要素的发展而不断扩张、日渐丰富，如随着地域变化出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又反映着团体的共同愿景和标准化的行为规范。

文化的未来式

回顾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用于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生产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

只有我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我们才会去学习弹琴、写诗词，或者装饰房间。”

这是工业经济的典型逻辑，从一定意义而言，它对文化创新活力产生了抑制；而迈入后工业时代，当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甚至过剩之际，用于满足人类精神需要、以人类体验等为对象的生产将逐步成为“第一个活动”，与之对应，文化领域竞相迸发活力，突显发展新的更具时代性的文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显然，在物质消费充盈、精神消费饥渴，创新与颠覆同在、冲突与融合相交的新时代，必然要求中国从植根农耕文明中建立的封闭、保守、凡事追根溯源的树根型文化向如星际物质般动态发展、运行方向不稳定，强调冲撞、扩张与否定，以探索、征服未知为导向的星云型文化迈进。

然而，在调整与磨合过程中，树根型文化“大限将至”、星云型文化尚未成体系，难免出现文化迷茫与岔路，如何消解迷茫、走出岔路，请关注后续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