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上海超级枢纽的能量爆发、各种文化活动五花八门展开、会议会展经济滚滚而来，这三大要素构成上海文化产业新机缘。

全球城市紧盯文化

大城市纷纷围绕文化出大招。

伦敦2019年开年首次建立“文化区”，每年针对一个行政区划拨款135万英镑（约合1197.7万元人民币）用于筹划文化活动，让文化与社区生活进一步融合。

巴黎在塞纳河上紧锣密鼓打造“世界首个艺术乌托邦”——一艘面积近1000平方米、共三层，用于举办“街头艺术”展览的轮船作为“再造塞纳河”项目之一。

东京和纽约更早行一步，东京在2017年抛出了“Tokyo Tokyo Old meets New”（第一个Tokyo为Brushstroke字体,第二个为哥德式印刷体）的标志和口号，以突显可追溯至江户时代的传统与当今的前沿文化并存。

纽约则同年编制历史上的第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规划“Create NYC”（创造纽约），明确提出了推进纽约文化发展的8大战略（增强邻里特色、强化文化艺术教育、注重公共空间文化等）。

与此同时，上海也不落人后，在“上海2035”也融合了文化要素，明确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

全球城市为何纷纷盯着文化不放？

城市与文化共生

究其原因，从普遍意义而言，城市与文化及其衍生产业存在共生关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将文化作为“城市发展和规划政策的黄金线”的说法，即以文化贯穿城市规划全过程和全领域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欧洲文化之都”建设的欧盟与历经三轮文化复兴城市规划的新加坡皆是以文化兴城、以城促文化的先驱。

一方面，文化不仅为城市注入活力、激活新经济的核心，文化产业本身也是城市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

文化多元性和活力作为创新创造的精神源泉，能吸引诸多高端产业和专业人士的集聚、激发新型的产业发展。

同时，有助于城市提升综合竞争力和树立城市品牌，在丰富物质资源普及、城市风貌日渐趋同之际，文化可赋予一个城市特有标识。

而围绕文化衍生的文创产业本身也能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利益，是繁荣城市经济、创造和增加就业岗位等方面的重要力量。

在伦敦，文创产业是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早在2012年产业增加值就高达346亿英镑，更在2014年贡献了16.3%以上的就业，高于金融服务业的72.9万个岗位。

另一方面，文化是由城市创造、而非市民创造的。

《城市文化》中指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专门用来储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点在类似纽约这样“伟大的城市”表现更甚，人们在提到纽约的时候往往会率先谈论这个城市本身，而不是住在里面的人。

借用罗伯特·沙克尔顿的话，“纽约造就了它的人民”，也是纽约造就了其大熔炉文化。就一定意义而言，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新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追求的终极目标。

概言之，一座城市必然有其独特的文化气质与之匹配，尤其对于一个特大城市而言，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是其必备的特质。

上海的尴尬

上海作为和纽约等从国际性和商业化的发展角度有众多相通之处的特大城市，发展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及其衍生产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由上可知。

更何况，上海的特殊性在于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不仅与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为代表的头部全球一线城市存在一定距离，而且与老对手北京战事正酣，更有一众新兴城市凶猛追赶。

上海是“杭州的后花园”、“不是深圳的对手”等爆款观点盛行，上海无疑陷入“与北京比谁是文化中心、与深圳比活力、与杭州比新经济”的激烈比拼中，在此背景下，发展激发城市活力、赋予新经济以动力的城市文化被前所未有地强调。

但问题是，当下上海文化难承其重，已然在历史的起起伏伏中，逐渐走颓。

1843年的“五口通商”后，此前寂寂无名的上海成为连接世界和内地的“码头”，不仅是贸易、经济概念上的“亚洲头号商埠”，更是新知新学的生产与传播中心，现代意义的学校、报纸、现代印刷技术等无不是先在上海落户、后由上海传播出去的。

往来间，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冲突，进而熔为一炉，养成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达顶峰，鲁迅的“怒向刀丛觅小诗”、周信芳经典麒派唱段、张爱玲笔下的悲欢离合等构成了海派文化极盛下的文化产业繁荣景象。

盛极必衰，转折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外有文化企业和人才奉令进京，拆解上海文化功能。1949年新中国在北京建都，在行政力量调配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观察》杂志纷纷北上，裹挟着文化人才也尽数北迁。

内有计划经济大包大揽，致使文化愈发固化。1949年后，上海肩负计划经济大本营的角色，文化资源一度被事业单位垄断，封闭保守、依赖政府、垄断性经营的计划经济底色成为这座城市挥之不去的体制惯性，加之又历经上世纪50年代的文化社会主义改造、60年代的革命文化剧烈折腾，上海从新文化、新思想的策源地摇身一变成“不犯错误”的好学生，受条条框框束缚极深，连带着文化产业活力受制。

即便是这二十几年重新开放，也没有扭转文化一元化、文化产业凝固化趋势，表现在文化基础资源配置上，上海的博物馆、纪念馆数量仅是北京的75%，且体量差得更多；在双一流大学配置中，北京以34所占了绝对第一（占比24.8%），上海以14所高校入选位列第三。

上海文化产业新机缘

显然，上海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相应文化的迫切需求与当下上海文化式微、文化产业固化形成一道亟待弥合的分裂。

幸而，上海文化产业遇上了新机缘：

首先，超级枢纽的能量爆发，聚集文化要素、辐射文化能量。

上海将成为超级枢纽，节点与节点在这里集聚与叠加，并担当起要素孵化器的功能，向外辐射。

而这里的“枢纽”不只是地缘交通意义上的枢纽，更是各种资源要素融通的枢纽，文化、思想乃至人才、文化资本将在上海集中、碰撞并产生从化学反应到生物反应的各种反应，进而又在能量的释放中辐射周边、引领其他节点。

如果说上世纪初上海文化的重要性与魔力是从有形意义上的交通网络（“中华第一码头”）的联结中凸现出来，那么未来则将从无形的枢纽节点爆发出来。

其次，当下各种文化节、各种赛事五花八门，丰富文娱内容。

文化月月过节：3月市民文化节，4月国际音乐节，5月静安现代戏剧谷，6月国际电影节，7月国际数码活动娱乐展（China Joy），8月国际芭蕾舞比赛、书展，9-10月国际旅游节，10-11月国际艺术节。

文娱赛事日日翻新，平均每年举办的国际、国内赛事在160次以上，不仅有不定期举行的电竞大赛串联成跨长周期的电竞狂欢，还有F1、斯诺克、马拉松等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赛事。

戏曲演出层出不穷，仅上海大剧院在2019-2020演出季就有歌剧、芭蕾、戏剧、戏曲、音乐等180多台500多场艺术盛宴陆续开席。

最后，会展与会议经济输出文化影响力、衍生文化体验。

会展与会议不仅加速滚滚而来，2018年上海共举办国际、国内展览会以及各类会议、活动合计994场，总面积达1906.31万平方米，数量与面积分别同比增长18.05%、8.04%，按此速度，上海会展业“十三五”规划的规模目标（年度展览总面积2000万平方米）将提前达成。

并且指数级释放能量，首当其冲的就是首届进博会中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40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累计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按一年计）的体量与影响无不预示着向外释放的能量极速飙升。

而会展与会议经济的大爆发必将进一步引爆文化及其相关领域的热度，毕竟会展与会议本就是输送城市文化的一种形式，通过可视化、可听化等展示了文化内核。

与此同时又在此过程中延伸文化体验。

而在外有机缘加持的同时，文化建设也加紧“修炼”。

比如，“文创50条”加速文化版图，聚焦影视、演艺、动漫游戏、网络文化、艺术品交易、出版、创意设计、文化装备等八大产业板块，向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进发。

再如，新上海图书馆、新上海博物馆、新上海美术馆、世博文化公园、上海天文馆等一系列新文化建筑地标的开建，都可以看到上海在文化建设上的不断努力和决心。

引领时尚、上流品位

当然，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必然需要一个理论的、系统的文化概念加以收敛，作为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内核。

鉴于上海从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更迭、居民老龄化与移民年轻化对冲的复杂情况，加之当下与纽约、伦敦等并驾齐驱的全球性引领城市的站位，客观要求上海在融通、勾兑各种相关变量的同时，登高望远把未来畅想纳入城市轮廓，培育可成就上海不断创新、为未来提供新发展台阶的文化素养。

即不限于弄堂这一种样式、不滞于市井这一种气质，更不仅是周立波弄堂里的小赤佬这一种形象，而是超越海派文化，把“勾兑+未来”纳入城市文化素养中，让见世面、识大体的“小聪明”、“小精明”，内化为自信稳重的大格局、大气象，方能形成彰显中国特色的文化新潮流、特中之特的上海文化。

有鉴于此，官方版本将上海文化、城市精神总结为“海纳百川为特点、追求卓越为本质、开明睿智为态度、大气谦和为胸襟”。

福卡智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收敛，将上海文化标识为引领时尚、上流品位——以时尚来囊括彰显未来感的前卫元素，又以品味作为城市文化气韵的载体，向外释放魅力、辐射影响力。

以“引领时尚、上流品位”为骨、文化产业作血肉，上海或将创造类比“韩流”的“沪流”， 重现上世纪初海上旧梦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