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就短期而言，粮食安全的决定因素已经逐渐从科技优势向组织优势倾斜，如何在中短期内发挥组织优势、长期发挥科技优势已成核心。

本文发表于《东方网》

原文标题《解决粮食危机——靠科技革命，还是靠组织能力？》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今年10月16日迎来第39个世界粮食日，本次粮食日主题是“行动造就未来 健康饮食实现零饥饿”。

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建设粮食产业强国”。

“零饥饿”、“粮食安全”、“粮食产业强国”的关键词再一次置粮食安全这一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最根本的民生问题于聚光灯下。

1“马尔萨斯陷阱”重来？

经济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大意是：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以指数趋势不断增长的人口早晚会导致粮食供不应求，最终会出现灾荒、瘟疫、战争等等，使人口减少。

简言之，多增加的人口总是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在农业经济时代，该理论几乎是个铁律。不过工业革命的到来让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超人口的增加速度，证伪了“马尔萨斯陷阱”。

但没料到，如今“马尔萨斯陷阱”的阴影再一次来袭。

津巴布韦因旱灾爆发粮荒，预计今年将有超过700万人面临粮食短缺，不得不向联合国告急；

委内瑞拉引爆粮食危机，当地75%的民众在2017年体重平均下降了11公斤，多数儿童存在营养不良。

总的来看，过去三年来，全球面临粮食危机的总人数始终维持在1亿以上，且波及的国家范围正在扩大。

《2019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仍有53个国家的大约1.13亿人处于重度饥饿状态，共有17个国家的重度饥饿比例持平或是上升。

其中非洲国家受到饥饿影响人口比例最高，近7200万人遭遇严重食品短缺。此外，还有42个国家的1.43亿人距离重度饥饿仅一步之遥。

相比而言，中国粮食问题从整体看相对乐观，“以世界8%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生产的粮食，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

从四大指标看，我国粮食安全程度较高：

①自给率：2018年粮食产量已经突破13000亿斤，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

②储备率：我国粮食储备率已超过80%，远远高于世界粮农组织规定的17％至18％的安全线；

③总产量：从2004年起，我国粮食总产量历史性地实现“十二连增”，最近7年连续超过1.2万亿斤；

④人均占有量：1949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仅209公斤，2018年达470多公斤，超世界平均水平近70公斤。

然而，在这总体向好的背后也存在风险。

①我国耕地问题从来没有轻松过。从1996年的19.51亿亩，到2001年的19.14亿亩，再到2005年的18.31亿亩、2010年的18.26亿亩，耕地逐步逼近18亿亩红线，存在失守的危险。

②粮价涨不过成本，农民弃耕抛荒。“种子一亩75元，肥料130元，农药50元，机收一亩田120元，此外还有人工费”，种田效益比较低，打压种粮积极性。

③过度依赖进口。我国粮食产量大，但粮食需求更大。中国每年蔬果消费量在7亿吨左右，占世界总量的40%；海鲜每年6500万吨的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45%。

自1994年以来，我国就越来越依靠进口粮食，2018年我国累计进口谷物及谷物粉2046万吨、进口大豆8803万吨，进口量占国内粮食总产量65789万吨的16.49%。

更严峻的是，我国农产品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大豆自给率不足20%，2017年我国大豆进口9554万吨，2018年进口8803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年度进口量占全球总量的60%左右。

2粮食危机背后三大推手

粮食危机已然被顶在了杠头上。

究其背后有三大原因：

一，不断恶化的气候趋势对粮食安全产生负面效应。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报告，气候变化已经从数量（产量和生产）、可及性（粮食价格和人群获取食物的能力）、利用（营养和烹饪）和稳定性（数量受影响而出现波动）四个层面影响了全球粮食安全。

如果全球升温2℃可能引发粮食危机，这一威胁将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影响最大，包括我国秦岭和淮河以南地区。

而按《IPCC全球升温1.5摄氏度特别报告》的说法，如果以目前的速度继续增加，全球升温可能在2030年至2052年之间达到1.5摄氏度。

二，人口问题进一步将我们推向全球粮食危机的边缘。

世界人口总体保持增长趋势，公元前8000年全球人口数量约为500万人，大约花了7500年，直到公元前500年，这一数值才慢慢爬到了1亿；又花了2300年，在1803年达到10亿；之后耗费124年达到20亿。

此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不过33年就突破30亿、15年达到40亿，此后平均每12年，人口就增加10亿，到2011年世界人口达到了70亿。

尽管现在世界人口增长率已经越过巅峰，预计每增长十亿人的时间或将增加，但因为基数太大，按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口径，到2024年人口将达到80亿、2038年达到90亿、2056年达到100亿、2088年达到110亿。

至于地球到底可以承载多少人，诸多科学家曾给出不同的数字，普遍接受的一个标准是，在当下经济基础条件下，以生活标准计算，如果按照每天维持最低生活必需的食物标准计算，地球可以承载120亿人；

而如果每个地球人都能享受发达国家普通人的饮食水平，地球的最大承受力不过20亿人。

三，更关键的是前所未有的粮食浪费问题。

2012年欧盟粮食浪费量评估为8800万吨，欧盟国家平均每人的粮食浪费为173公斤。

2011年欧盟粮食生产总量约为每人865公斤，这也就是说20%的粮食产量被浪费掉了。

就连以“断舍离”的理性节俭而著名的日本人全年也要浪费食品646万吨，相当于每个日本人每天浪费掉一碗饭（2015年数据）。

中国食品浪费更为触目惊心，据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楚光的推算，我国消费者仅在中等规模以上餐馆的餐饮消费中，每年最少倒掉约2亿人一年的食物或口粮；

全国各类学校、单位规模以上集体食堂每年至少倒掉了可养活3000万人一年的食物；我国个人和家庭每年可能浪费约110亿斤粮食，相当于1500万人一年的口粮。

3粮食增产：从科技极限到组织优势

粮食关乎国家根本，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自古以来，粮食危机如阴影般笼罩在各个时代，而其化解之道从一味依赖自然禀赋过度到人造优势、科技创新。

典型如杂交水稻技术，从1973年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法”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到完成超级稻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和1100公斤的五期目标，再到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迈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亩产或有望超1200公斤，都为从根本上解决粮食自给自足问题作出巨大贡献。

由此观之，科技发展极大地解决了粮食生产的极限问题。

但问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科技从理论突破，到试验范围内的小试，再到大规模的铺开应用，并非一蹴而就。

更何况，通过科技创新来化解粮食危机的边际效益已然呈现递减趋势。

如复合肥料等的投入，确实使中国粮食出现过增产高峰，但瓶颈也出现了，中国粮食产量在10000亿斤和13000亿斤徘徊的时间长达23年。

与此同时，科技无限制运用于粮食生产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

农药等化学试剂成为诱发疾病的恶魔。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至少发生50万例农药中毒事件，死亡11.5万人，85%以上的癌症、80余种疾病与农药残留有关。

2015年，美国900多位非霍金森淋巴瘤患者集体起诉孟山都，他们无一例外都长期接触和使用孟山都生产的除草剂产品。

进一步而言，科技不再万能，尤其就中短期而言，粮食安全的决定因素已经逐渐从科技优势向组织优势倾斜。

这从美国成长为最大粮食出口国、一步步掌控粮食霸权的过程就可窥得。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粮食就与石油、美元并列成为美国维持新经济霸权中的关键支柱。

基辛格甚至明确提出，“将粮食援助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对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要么绝育要么挨饿”。

如在1973年的世界粮食危机中，嘉吉、ADM等6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储备的95%。

再如洛克菲勒基金化提出的“绿色革命”，向发展中国家输入缺乏繁育能力的新型杂交种子，其附加的昂贵化肥和农业技术，使得接收国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大。

在此过程中，华盛顿和粮食巨头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粮食武器的核心。

华盛顿被称为“旋转门政府”，指一些大公司直接雇佣政府官员担任高级管理者，从而利用政府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获利的普遍现象；类似地，大公司的高级管理者被安插到政府中任要职来推行公司的秘密计划。

由上，美国的粮食战略就是典型的以跨国企业、大资本为载体，发挥其组织优势，逐步壮大粮食控制权。

在这场美国发起的“粮食战”中，中国也是靠组织优势化解的。

2005年12月到2008年7月，国际小麦价格从291美元/蒲尔暴涨4.6倍到1334美元/蒲尔，美资粮商暴力牟取的利益高达近千亿美元；

但同期中国国内市场小麦价格从1400元涨到2000元，涨幅大约为0.7倍。其背后正是中国动用了国家储备粮食，与国际游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消耗战——游资吃进、中国继续抛。

起初是十天一抛，之后达到两天一抛，一度传出“中国的战略储备粮有1亿吨，够全国打一年”传闻，终于让游资不得不铩羽而归。

4中国如何化解潜在的“粮食危机”？

25年前，世界曾盛行“中国粮食危机论”，即认为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粮食将出现2.16亿吨到3.78亿吨的缺口，世界上没有谁能提供如此多的粮食养活中国，进而造成世界的一大危机。

尽管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狠狠证伪了这一论调，但中国潜在的粮食危机仍不容忽视，说到底，“洪范八政，食为政首”。

在粮食危机面前，如何在中短期内发挥组织优势、长期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已成核心。

具体而言，一，发挥市场经济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二战后，日本之所以逐渐形成农业优势，很大程度上在于完善市场化机制。

如建立包括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以及农村保险在内的农村金融体系；放开国内农业市场，以国内需求为引导、贸易为手段，支持本土企业对标国际市场。

回到中国，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全国粮食总产量接连跨上新台阶、吃不饱饭的问题彻底成为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力量，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用1半资源生产出2倍的粮食”。

二，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扩大规模效应。

荷兰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先天不足”：

国土面积只有4.15万平方公里，仅是美国的1/270，差不多是1/3个福建，土地低平，近一半低于或几乎水平于海平面，其“尼德兰”的别称也就是低洼之国的意思。

耕地面积仅有2900多万亩，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8亩，全年光照时间只有1600小时左右（中国平均2600小时）。

但荷兰却能成为欧盟最大的农产品、食品出口国，及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食品出口国。

荷兰农业发展正在于专业化生产、多品种经营，通过高度机械化、精准环境控制、超前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令其农业实现了全封闭生产、完全摆脱自然条件束缚，全年均衡生产。

比如，Marjoland玫瑰基地运用数字化进行管理和经营，采用倒金字塔管理模式，每1000平米只需一个人管理。

这种专业化的生产模式，让荷兰生产效率比欧洲平均水平高5倍，每公顷蔬菜产出为54.4吨，是我国的近2.4倍。

三，发挥举国体制作用，为粮食安全兜底。

从农业到工业再到能源通信，中国把举国体制运用得出神入化，并创造出世界奇迹。

可以说，举国体制成就了当下我国全世界最全、最细的工业体系。

在农业领域，也要更进一步在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之上，发挥“新举国体制”特色，强调农业市场要素自由流通的同时，为粮食安全问题兜底。

如以市场为导向打造“走得出去”的大粮商，既要通过国际市场贸易渠道，弥补国内紧缺型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更要强调提升中国农业企业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与话语权。

四，打通、整合农业产业链纵向、横向环节与渠道。

典型如以色列通过资源组合，以发展奶牛业的方式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田的粮食产出。

以色列以各种农作物的秸秆，如麦秆、玉米秆等为饲料养奶牛，这些秸秆与牛奶的转化率大约也是1:1，也就是说，传统被废弃的农作物秸秆经过奶牛的转化，1吨秸秆就可以变成1吨牛奶，人们大量喝牛奶，能够大量减少谷物类食物。

如此一来，以色列通过渠道融合、打通，不仅拉动谷物类作物产量，更不失为有效处理食物浪费的一剂良方。

五，打品牌化战略。

一方面，生活水平提高、健康意识增强，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品牌化农产品；

另一方面，从供给侧角度看，拥有品牌的农产品因其文化附加值和独特性，会让农户在市场更有议价权。

事实上，农业强国无一例外都是品牌强国，荷兰郁金香、美国新奇士脐橙、新西兰佳沛奇异果、泰国香米等，正是农业品牌们塑造了一个国家在世界农业的脸面。

近两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创建优质农产品和食品品牌，以及培育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军企业和国内外知名品牌”做出了重要部署。

唯有品牌才能让我国农业在全球拥有一帮“铁杆粉丝”，在农业高附加值市场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