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高校专业设置“否定之否定”的背后是时代使然，更进一步来看，伴随着新的时代要求和新技术的颠覆，传统社会下的经典高校已经被釜底抽薪。

教育改革的“手术刀”从未停过。

最近，国家层面开始对高校的专业设置“动刀”。先是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 提高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的意见》，鼓励引导普通本科高校设置家政学、老年医学、护理学等相关专业。

之后，教育部又发布《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指出要深化高校专业供给侧改革，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引领带动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内涵提升，做强主干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升级改造传统专业，坚决淘汰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专业。

与此同时，一向“高大上”的高校如今也纷纷向职业化进军。重庆工程学院开设“网红学院”，这个校企共建项目主要教授“直播技巧”、“表演”等课程。

武汉商学院烹饪与食品工程学院与武汉老字号蔡林记共同建立了“武汉热干面研究院”，以此带动武汉热干面的发展。

更别提“不务正业”的电子竞技，早在2016年教育部就宣布增补电子竞技为大学专业。

为何从国家到高校开始对专业设置“下手”呢？

“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

事实上，从发展历程来看，高校专业设置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先是追求专业性。

新中国建立后，百业待举，尤以振兴工农业为要务，急需大量服务于各类产业的技术人才。

政府大力发展专科教育，尤其是在1952年后，学习苏联经验，国家对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以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为主，调整后的各高校学科相对比较单一。

如天津大学成为了一所专办工科的大学，理学、法学、航空、地质等学科都调整到了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学校。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为高校提供了蓬勃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高校专业设置和调整审批权逐渐下放，一大批民办高校相继创建，特别是2000年前后进行的全国高校布局结构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以单一学科、专业为主体的高等教育体系，初步形成了以多科性和综合性大学为主体的类型结构。

加之，中国传统历来有“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的文化理念，职业教育遭遇着艰难的认知立场。

伴随这种对“通才”的追求、对“精英教育”的崇拜，以及高校对大学名次的追逐，高校办学定位出现了集体性的迷失，开始一哄而上追求“大而全”。

一边是盲目增设专业成了“流行病”，甚至有黑龙江科技大学2015年申报新设立56个本科专业这样令人咋舌的案例出现；

另一边是高校掀起“升格热”，2008-2018年，全国共有597所高校更名、升格，占高校总数的20%以上。

名号也越来越“洋气”，许多院校在升级更名过程中将原有校名的行业特色去掉，向综合型、全面型转变，例如，一些理工、工业大学转向更高级层次的“科技”大学。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高校专业性、职业性教育不断被边缘化。

无奈转舵

如今，一向追求“大而全”的高等教育又突然转舵向职业化进军，究其根本，一来是就业压力重锤之下的无奈之举。

自大学逐步走向大众教育，高校入学率明显提高，2019年，高校毕业生数量达834万人，再创新高。

随之而来的便是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考研热度的不断攀升便折射了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压力。2018年报名参加2019年研究生考试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290万人，同比增速突破20%，而据中国教育在线对2019年考生考研动机的调查显示，就业压力大排在首位，占比接近40%。

二则是长期以来，高校专业设置与社会职业需求脱节，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始终并存。

高校“以量谋大”，却大而不精，跟风开设热门专业的现象极为普遍。

如此一来，一边是风光专业难就业，例如，目前几乎所有高校都开设了计算机专业、超过500所高校开设法学专业、约150所高校开设播音主持专业，每年毕业生人数分别超过30万、15万和1.5万人，但社会需求的有限直接导致“毕业即失业”。

另一边却是社会需求难满足，例如，全国大中城市每年需要高级保姆至少100万名，但目前只有几所职业技术学院开设家政专业，上规模的高校都不愿意开设该专业，家政服务人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如此一来，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近30%的学生毕业时找不到工作，高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三是高等学校市场化的生存和发展使然。

由于自主办学、市场化招生和就业机制的实行，高等学校已经不再是计划体制下高枕无忧的“象牙塔”，和市场经济中的其他主体一样，也面临着在竞争中求生存的问题。

一度盛行的“高校破产说”便是这种市场化竞争的直接体现，“扩招——举债扩建——再扩招还债”成为不少高校的发展逻辑。

据审计署曾经披露的数据显示，全国1164所地方所属的普通高校负债2634.98亿元。

沉重的债务负担下，高校之间争夺生源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而招生最有说服力就是就业率，此时，以职业化提高就业率、吸引生源便成为高校生存和发展的救命稻草。 

经典高校已被釜底抽薪

有鉴于此，高校专业设置“否定之否定”的背后是时代使然，更进一步来看，伴随着新的时代要求和新技术的颠覆，传统社会下的经典高校已经被釜底抽薪。

以往，大学几乎垄断着知识，在知识和创新方面具有压倒性的话语权。

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铺天盖地的知识唾手可得，大学已经不再是生产知识的唯一中心，高校作为“知识工厂”的地位不断遭受挑战，这也是人们热衷于以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们辍学为例来论证现行教育无用论的原因之一。

同时，时代的发展又对高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进程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领导力；知识经济的高速迭代发展又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具有突出的创新能力；

多学科、跨学科以及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具有思维整合能力等。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2014年就曾预言，未来十年美国有一半的大学面临破产；也有美国教授指出，未来美国只需要10所大学就足够了。

不论这些预测是否成真，都给所有的高校提出警示：实体大学的未来在哪里？

高校未来三大趋势

时代变了，真理标准也要切换，高校正迫切需要一轮新的颠覆。在福卡看来，未来的高校至少将呈现出以下三大趋势：

一是职业教育的回归。

就业市场上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势必倒逼供给端变革人才培养模式，高校的职业化回归便是积极求变的信号之一。

更进一步来说，嗅觉灵敏的企业往往是市场的最先反应者，当高校难以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企业将主动扛起教育的大旗。

由企业主导的职业教育既能让知识贴近现实，又能为企业直接输入技工，可谓一举两得。

迄今为止，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近70%的公司成立了企业大学。通用电气（GE）的克劳顿维尔领导力发展中心甚至被《财富》杂志誉为“美国企业界的哈佛”；国内则有近些年颇为引人瞩目的阿里湖畔大学、京东众创学院和华为大学等。

二是园区高校化。

科学研究是高校除了人才培养外的另一个重要职能，然而，研究型大学与日俱增，论文数量屡创新高，研究成果的落地应用却寥寥无几。

据统计，我国将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达到产业化的比例仅有约2%—6%。而让高校入驻园区、园区入驻高校，将实现从技术到市场的“无缝衔接”，不仅可以改善高校和企业间“貌合神离”的状态，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还能促使高校以园区的新产业、新技术、新职业为导向，不断优化调整学校的专业结构，以专业对接产业发展需求。

如斯坦福大学正是通过在校内创办工业园区，从而造就了自身以及硅谷的传奇；又如宁波为支持杭州湾新区打造100万辆生产能力的汽车城，在杭州湾新区建设宁波工程学院汽车学院，成为“汽车城里的大学”。

三是网络教育。

两千多年前，孔子有两大教育理想，一是“有教无类”，即教育公平的问题；二是“因材施教”，即个性化教育问题。

如今，互联网时代的科学技术为实现这两大教育理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基于互联网的移动性学习、翻转课堂和混合式教学以及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和网络微型专业的出现已经开始对传统大学教育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目前，国内已有1000余所高校在网上开设慕课，12500门慕课上线，2亿多人次在校大学生和社会学习者学习慕课。

知识借助颠覆性技术，正在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进行着更加扁平化的传播，既可以补齐区域和校际人才培养质量差异的短板，又能让教育从“批量生产”走向“私人订制”。

“课堂革命”正悄然而来

显然，教育的变化有三个阶段：技术变革——模式变革——组织变革，当科技革命浪潮推倒了高校的“围墙”，打破了人为设置的条条框框，未来高校的组织形态也将被重构。

一些传统的大学职位可能不复存在，而一些新的职位将按需要而创设；学习逐步与教室分离，而教授们将有望宣告独立；学位认证将转向对课程的认证……在这样的变革下，学校与社会之间也不再是遥遥相望，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相互渗透。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大爆炸将让人活到老、学到老，学习不再止步于高校，也不局限于高校，开放、共享、无边界、全景式的综合性学习将渗透至社会的各个角落。

未来，包括高校在内的各类学校、企业、机构都将进化为学习型组织。

我们现在也许无法准确描述未来学校的样子，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场“课堂革命”正悄然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