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金融在全世界的权重越来越高，货币本身由交易手段异化为交易对象，权力的背后往往隐藏资本的魅影，强大的资本不断拉大社会的鸿沟，更让人困顿，让人恐惧。

这世上多半的喜怒哀乐和糟心事都和钱（货币）有关。

作为财富、权力的象征，主宰人们的生活，它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作为大国话语权、金融制空权的标志，主导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又让主权国家为之争斗与厮杀。

货币如水，在世界范围内肆意流淌、泛滥；货币如咒，令人为之着迷、疯狂，乃至迷失。

尤其是金融在全世界的权重越来越高，货币本身由交易手段异化为交易对象，权力的背后往往隐藏资本的魅影，强大的资本不断拉大社会的鸿沟，更让人困顿，让人恐惧。

人类被货币劫持

人创造了货币，却被货币劫持。在金融危机爆发前，被货币交易劫持，基于1万多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创造出数十万亿美元各种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如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担保债务凭证（CDO）、信贷违约掉期（CDS）等，最终推倒多米诺骨牌。

在危机爆发后，各国又被货币政策绑架，纷纷采用竞争性量化宽松政策以“避祸趋福”。

美国“坐着直升机撒钱”，从QE1发到QE3；中国当仁不让，成为世界最大的“印钞机”，货币供应量突破百万亿大关，新增货币供应量占全球一半；

欧元区最后也摒不住抛弃“执念”打开降息之门；

日本更是不顾日元已大贬20%的现实，祭出全球最大规模的货币刺激政策。

中国四万亿，让经济起伏波动，先是猛加杠杆，后又去杠杆。

危机十余年，全球经济再次承压，货币政策又成为各国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武器，包括欧洲、日本、美国在内都祭出降息大招，中国在货币政策上也由前期的相对“紧”向“松”切换。

就微观而言，同样被货币奴役。企业家被“钱生钱”诱惑，经营目的最终沦为金钱，实体经济被抛弃。

普通百姓则最为被动，一方面感觉通胀不断掏空自己的钱袋子，一方面又无奈被金钱所累，殚精竭虑，无限追求，把手段当成目的——金钱成为生活本身，遗忘了生活的真谛。

被货币劫持的宿命

但事实上，货币内在规律决定了被货币劫持的宿命。

市场经济本身内置了过剩原罪与自我膨胀本性，货币作为市场经济交易的手段，也必然面临过剩。

在某种意义而言，世界各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致出现“囚徒困境”，主权货币背后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货币自我膨胀的本性。

在此过程中，货币本身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蜕变，从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演变成当下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金融衍生品。

尤其是进入纸币竞争时代，货币异化来自于自身过剩，大量过剩货币为满足“钱生钱”的本意，自身交易日益庞大，其强大磁场足以让所有非货币贸易黯然失色，自此货币已经不再是其他商品的价格，而是自身交易的价格，成为一切商品交易价格的导向，商品自身的价值淹没在货币的汪洋大海中。

如大宗商品交易利润在2000年只有21亿美元，2018年，仅世界十大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公司营收就达11933亿美元。

与货币异化如出一辙，大宗商品为交易而交易的价格已经开始主导真实需求。

2003-2007年，美国各大银行的杠杆率疯狂飙升，如美林的杠杆率猛增至28倍，摩根士丹利增至33倍，高盛升至28倍，雷曼兄弟的杠杆率直到破产前仍高达30倍，也就是说，每1美元的资本就能撬动几十美元的资产规模。

概言之，被计划经济劫持，就是被权力劫持；被市场经济劫持，最终沦为被货币劫持。

美元劫持世界

进一步而言，扮演世界货币角色的美元就在很大程度上劫持了世界。

从大宗商品到黄金等贵金属，再到债市、股市乃至汇率，行情无不受制于美元。

原因就在于国际市场资源产品交易以美元计价结算，即美元具有资产定价权，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从美国经济结构来看，金融危机前，美国金融业在GDP中占据41%比重，明显被货币劫持，由于美国是世界老大，进而劫持世界的逻辑是说得通的。

截至2019年6月，全球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前100个企业里金融服务类企业有20家。

但问题是，各国都希望手中的美元多多益善，而美元只能通过美国以经常账户逆差的方式来提供，美国国债的急速膨胀迟早会破坏各国对美元的信心。

“特里芬悖论”原本是揭示超级大国与国运的关系，如果进一步推导，就触及货币本质——如同癌细胞，只顾自我疯狂发展，而对寄生宿主的安危不管。

相比美国被货币劫持的同时，美元超发也在绑架世界，中国更多的是被权力与货币捕获。

这在钢贸行业曾经的兴衰变化中体现得尤为典型。

2013年，中国钢贸企业大量倒闭，钢贸系统的尴尬与其说是福建人劫持了钢贸，钢贸劫持了钢铁行业进而劫持了银行，不如说是货币的本性内置在钢贸系统中，在货币的魔力下钢贸难以自拔。

钢贸老板把钢贸当成融资平台，去投资其他产业，如扫楼、买矿，以72%年利率的借给房地产商，或者玩PE，钢材则变成了一种金融品，成为套取资金的工具。

事实上，为钢贸商提供融资的，并非只有银行，资金充裕的国企、上市公司都在钢贸融资链上扮演起“二银行”的角色，由于国企具有从银行拿到低息贷款的先天优势，一家分公司或子公司在一家银行的授信高达30亿-50亿元，贷款成本是5%左右的银行利息，同期市场上的拆借利率在16%-22%不等，一转手就有10%以上的息差。

美国货币超发可以向全球泄洪，中国货币超发却主要游走于国内经济体系，目前还难以将本国经济压力转嫁给其他国家。

摆脱货币劫持

被货币劫持的恐怖前景已然清晰，如何摆脱货币劫持却是当务之急。

有一种观点是寄望于国际货币机构调整，其结果可能是所托非人。超大货币机构，不仅大到不能倒，反而更容易劫持社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渊源于大国之间的政治妥协，在约束性和执行力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启动消费、引领生产、提振经济，需要摆脱货币劫持，而不是在现有宽松货币政策路径上兜兜转转。

也有人把数字货币推到前台，Libra就是著名案例。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数字货币尚不能担起重任。

就当下而言，世界性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一味致幻剂，表面上是为了平抑眼前危机波动，其背后仍是依赖于市场需求，企图通过货币的购买力刺激复苏，在此过程中供给的是货币，结果难免会南辕北辙。

鉴此，关节点还在于供给与需求的结构调整——制度性、产业性突破。

其改造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向：

一是不同于以往粗放式“铁公基”等政府投资。与其让货币四处流窜，不如将货币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奠定设施基础，如智慧城市、信息高速公路建设。

二是科技突破、产业革命，通过产业基金的方式支持技术创新，鉴不仅能沉淀货币（90%的创新会失败），更可能收获10%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