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下全球金融业正进入历史岔路口，各个国家对此都束手无策。然而身处岔路口的金融业终不会“非左即右”。

新老金融市场风大浪高，各有各的金融焦虑，“五大超量崛起”仿佛正在将全球金融推至最危险的时候！

具体看：1）超大量的债务积累。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规模已超过全球经济总量的3倍，达到246万亿美元。

而中国居民杠杆率从2008年的17.9%上升至2018年的53.2%，10年间上涨了35个百分点；近300万亿元债务压身，全民还债。

2）超惊人的货币投放。

美联储年内连续三次降息掀起全球央行降息潮，据Evercore ISI统计，过去三个月，全球货币当局共降息40次，全球信贷放水恍若回到了2008年。

截至9月末，中国货币供应量M2高达195.23万亿元，约合27.39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的M2也达到15.06万亿美元(统计口径不包括大额定期存款)。

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都不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这从美国M2增速从2018年11月的3.3%一路上涨至2019年9月的5.7%就可窥见一斑。

3）超低的利率环境。新一轮降息潮下，全球利率继续探底。

目前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已降至1.875%左右；欧央行将主要再融资利率保持为零并下调其隔夜存款利率至-0.5%；日本央行将其贴现率维持在2016年以来的-0.1%水平。此外，瑞典、瑞士和丹麦的官方利率也步入负值区间。

截至9月下旬，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券总规模的比例接近30%，要知道，这个比例在2016年初还只有13%。

IMF在其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表示：“虽然更加宽松的金融条件支持了经济增长，并且在短期内助力抑制了经济前景的下行风险，但也鼓励了金融主体承担更多的金融风险，金融脆弱性进一步增加”。

4）超“弱”的监管。就拿新兴金融市场土耳其来说，由于长期依赖外资流入以支撑经济发展，海外投资机构只要稍加抛售就能抵消土耳其央行传统干预汇市的影响力，引发土耳其金融市场大震荡。

还有美国，2018年3月，美参议院以67对31票通过法案推翻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限制，“去监管”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金融去监管和金融自由化时代再次来临。

5）超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自2018年4月以后，全球贸易摩擦、英国脱欧、中东局势等就像“未落地的靴子”，原有市场波动等扰乱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干扰因子就没消停过，受此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在几大金融变量的轮番搅动下，全球金融风险幕布缓缓拉开。

全球性焦虑：金融风险迅猛攀升

全球金融风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而历史又总是惊人的相似，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以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都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随即演变成经济倒退乃至社会动荡。

况且，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世界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大大增强，以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金融市场很可能会发生2020年大衰退”。

那么，全球金融风险为何会如此严重？原因其实很简单，话说金融作为杠杆手段本来是为了撬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结果手段变目的，把金融变成敛财工具，拐入“钱生钱”的癫狂阶段。

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长期的低利率鼓励银行放贷，越来越多的公司以金融为杠杆，不是为了投资新工厂等生产性资产，反而是回购自己的股票，如此一来推高股市泡沫的同时，也导致美国公司债务规模暴增。

如今，金融形势比当年更加复杂，银行间接融资、利用房地产和股市高杠杆赚钱、互联网新金融与旧金融叠加扰动等等都在异化金融，诱导其“脱实入虚”。

不单如此，决策者和制度性的方向错误，也在将全球金融业导入一个高风险的岔路口：美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欧元区再次过度持有政府债券，内部政治僵局更加剧了此种不确定性；多国政府以负利率来解救低迷的经济，加剧经济中期增长面临的风险。

也难怪，全球金融风险的迅猛攀升会引爆全球性焦虑。

进退两难：救或不救

可是，对此全球各个国家却都束手无策，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

因为救金融的结果可能导致金融变本加厉，不救又必然会冲击经济稳定，毕竟，所有这些担忧也并非杞人忧天，都是被历史、现实所验证过的。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向华尔街伸出援手，但是华尔街非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大力游说国会以求扼杀所有的金融监管法案。

不单如此，金融机构还借助政府救助成为社会的吸血鬼，不但没有通过降低杠杆率降低对社会财富的疯狂聚敛，反而变本加厉。

再者，在搭救的过程中，全球各国不少政府基本上都采取“用新泡沫掩盖旧泡沫”的短视措施来救市。

美国当初为了应对失控的股市投机，1929年前后美联储8次提升再贴现率，将其由3.5%上升至6%，但骤然紧缩的货币政策叠加疲软的经济，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银行失败以及更大程度的经济衰退。

可是若不施以援手，金融不稳，经济、社会也都不会稳。

且不说，金融业吸纳了大量的就业，单是中国就有800万的金融从业者，一旦金融出乱子引爆全球金融业大裁员，再叠加在金融业中被薅羊毛的“金融难民”一起联合发起游行示威，冲击社会稳定是肯定的。

当初“占领华尔街运动”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社会“去中产化”的恶果。更何况，实体经济要靠金融，金融业都不行了又怎么反向支撑实体？

选择困难：金融业的多条岔路口

当下全球金融业正进入历史岔路口，多条岔路同时摆在面前：

一边在市场引领与政府引领之间犹豫不决。

毕竟，作为金融风向标的美国和中国可谓是自由化市场和政府管控的两个典型代表，可是如今看来也都未能摆脱全球性的金融风险。

在美国，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导致金融机构为了追逐利润而过度竞争，次贷危机就是金融过度自由化下的资产泡沫破灭。即便是现在，全球还活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

而中国政府引导式的金融呢？事实上，中国可能在市场与政府选择上表现得更为犹豫。

因为中国金融业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土地和房地产等快速资产化、金融化，欲向市场化靠齐，但是一旦金融业出乱子又寄希望于政府兜底救市，结果陷入“一管就死，一松就乱”的治乱循环魔咒中。

于是在“金融业到底是市场引领还是政府引领？”这一问题上，各国就显得愈发迷茫。

另一边又在实体与虚拟的岔路口摇摆不定。

要知道，凭借世界上最兴旺的金融业，美国虹吸全球资本。美股收割全球财富，更是美国强化金融霸权的核心部分。

再看看那些“苦哈哈”搞实体经济的国家和企业，无不遭受美国和金融产业的碾压。

同样的，中国经济困局说白了就是因为以股市、房地产等为代表的虚拟资本，加速了实体经济与货币供应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银行就此变成了房市、股市等的万能钱袋，间接充当了搞垮实体经济的帮凶。

但反过来，金融危机周期性轮转引发的经济崩盘，又让全球一次次陷入金融危局中。

搞实体不如金融来钱快，搞金融又有风险之忧，对于玩金融还是服务实体？各国陷入两难选择。

第三条道路：回归金融本质

然而，从第一性原理出发，金融作为融通资本的主要手段，初心和本源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落脚于“钱生钱”之贪婪目的。

这也命定了身处岔路口的金融业终不会“非左即右”，而是将在对角线上走出第三条道路，回归金融本质——实现政府与市场勾兑、虚拟与实体勾兑，唯此人类方能自我纠偏，免于陷入金融黑洞。

一方面，既要发挥资本金融杠杆的市场作用，又要防止金融过度自由化搞乱市场经济。

因为金融是国之重器，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在金融中心的较量、国际定价权争夺以及顶层规则设计、事前预防等方面，政府责无旁贷，而剩下的就交给市场好了。

简言之，金融业走出岔路口需政府与市场唱好“二人转”。

另一方面，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发展是必然，不能通过弱化甚至抑制金融发展来补贴实体经济；但也需明白金融存在的理由是改善资源配置，终究还得服务实体经济。

由此，可变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靠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实现金融与实体良性扶持。

具体到中国金融业又将发生何种结构性变局？敬请关注后续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