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减税只是中国财税改革中的一个层面，背后隐藏的是整个财税运行机制、央地关系、国民关系、国家竞争等大格局。

10月30日，我国减税降费三季度“成绩单”出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78万亿元，其中新增减税超过1.5万亿元。分税种看，增值税改革新增减税为7035亿元。

如果说一年多前大多数人还在“艳羡”特朗普推出的大规模减税政策，而事实上中国随后推出的减税来得更加猛烈，减负更具实效。

从总量上看，2018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为1.3万亿元，超过2018年初减税1.1万亿元目标。

就个税而言，今年前三季度个税两步改革叠加新增减税达4426亿元，累计人均减税1764元。

然而，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并没有明显刺激商业投资或是发放工资，没有转化成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而是被上市公司用来增派股息和加强股票回购，将收益转移给股东，2018年美股市场的回购规模达到了约8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极而言之，美国中产未从减税中获益，富人却大发横财，反而刺激了美国贫富差距更加分化。

为何税收收入依然高增长？

即便如此，中国减税现实的另一面是税收收入依然高增长。

2018年全国税收收入达156401亿元，比上年增加12031亿元，增长8.3%，其中，增值税为61529亿元，同比增长9.1%，占比近四成；企业所得税为35323亿元，同比增长10%，二者合计占总税收收入的61.93%。

这虽在一定程度表明国内税基广阔，税治有力，减税降费空间巨大，但也不能忽视市场主体“税感”强烈的事实，尤其是“社保税征”加大了企业焦虑。

何况中国宏观税负水平较高，企业苦税久矣，相比之下，减税更像毛毛雨。据测算，中国2005年的宏观税负水平已达26.43%，其后每年平均增加1个百分点，2010年达到36.22%；2013年达到峰值，为38.27%；2017年回落至36.2%。

同期，全球各国平均税负率为21.8%，其中发达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率为33.4%，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负率只有17%。

可见，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当。

进一步拆解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税占比明显偏高，换言之，税收负担主要由企业承担。2017年我国企业税占比超过80%，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企业税占比仅为34%、42%、50%和52%。

其中，增值税是企业最直接的税负，也是企业税负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增值税在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税负中占到80%以上。如以制造业为主的16%增值税这一档，2018年对全国增值税的贡献率约60%。

横向对比，我国增值税税率仍然偏高，以降后的标准增值税税率13%计算，仍是日本的1.6倍，韩国的1.3倍，也高于其他国家——澳大利亚（10%）、泰国（7%）、越南（7%）和新加坡（7%）。

鉴于实体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占全国企业总数90%的中小企业提供了80%的就业，只有减轻这些企业的税负，才能真正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对稳就业、稳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有直接作用，以及获得更有利的国际竞争优势，降低增值税率是必然选择，所以，今年税改重心调整到增值税上。

减税不过是打“补丁”？

进一步而言，当下的减税降费也是为当初的“营改增”打补丁。

2012年“营改增”之后，201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从数量上看，像交通运输业、现代服务业从2%、5%的营业税，转换为11%、6%的增值税，税率“被增长”，因人力成本、路桥费等不在抵扣范围内，可抵扣进项税额偏少，尤其是人力密集的行业非但没有享受到“营改增”红利，反而导致税负上涨，“不和谐”之音应运而生。

从某种意义而言，把适应于工业经济的增值税推广到服务经济，背离了税改助推产业结构转型的初衷，反倒演变成制约服务业发展的“紧箍咒”。

于是在2017年、2018年分别进行了“四档并三档”（由17%、13%、11%和6%四档调整为17%、11%和6%三档）、税率微调（增值税税率下调一个点，至16%、10%和6%）两次改革，但减税规模不能掩盖结构性矛盾。

如2016年“营改增”共减税5736亿元，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的税收负担在“营改增”中减了1/4，而100多万亿元产值的工业制造业，只获得了1000多亿元的减税。这也表明，“营改增”的减税效果并没有使经济主体普遍受益，尤其是制造业获益较少。

再以高科技企业为例，其产品附加值高，而增值税是按照企业产品的增加值征收，并不管这个增值过程企业花了多少人力成本、冒了多大风险、投入多少资金、研发多长时间、攻克多么领先的技术，一律按照17%（现为16%）征收。

如此看来，增值税不是鼓励为社会创造更高价值和财富的企业，且对于创造价值越高的高科技企业，惩罚力度越大，由此，增值税可以视为实体经济成功转型的“总开关”。

未来财税改革

事实上，减税只是中国财税改革中的一个层面，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大国财政架构，包含财税运行机制、央地关系、国民关系、国家竞争等大格局。

对此，既要维持政府正常运转，保障国家战略投资；又要参与国际竞争，扩大进一步改革开放，税制与世界接轨；还要协调央地关系，毕竟在中国财税改革史上，几乎每一次税革都是一次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博弈，如“分税制”设立的初衷就是先平衡央地利益；更要维护社会稳定，保持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财税改革注定要进行勾兑与平衡。

如政府首先面临的就是减税与增收的悖论，政治上集权要求收和增，而经济上稳定要求放和减；国家主义加税动机强过减税，而民粹主义则呼吁减税。

鉴于此，未来财税改革的基本原则将遵循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12个字方针，或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税制更加简化。

以增值税为例，日本和智利实行单一税率，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国家实施的是一档标准税率加零税率模式。

而我国目前仍采取三档税率，适用范围非常复杂。由于适用边界模糊，上下游抵扣比例不一致，还会带来一些税收征管上的复杂性。

二，税基完整化。

过去一些零打碎敲的税收优惠政策，往往就是在税基上做文章，而实际上，将税基缩小一些，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减税效果并不会很明显。

事实上，税基取决于两方面，一是税收制度的规定，二是经济自身的发展。

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税基也就扩大了；通过对优惠政策清理整顿，使税基更宽广，企业的负担就会被摊薄，企业也更容易承受。

此外，一些新兴领域，如网红营收也可纳入征税范围。

三，降低税率。

从国际惯例来看，评价一个国家的税负，是以税率为指标。高税率会增加税负的痛苦指数，如果能转向税率式减税，降低中国税负的痛苦指数和在世界的排名，也有利于引导舆论，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从整个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说，通过降低税率减税，社会的满足感和获得感也会更大。

四，税收法定化。

严征管除利用现代技术更有效遏制偷税漏税，创造出更加公平的商业环境外，还包括推动税收法定进程，无论税法还是条例，都需要走法律程序。

税制调整实际上是一个决策程序，涉及修法的程序。一旦进入法定，就会比较稳定，对引导预期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透明度较高，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也较大，获得感会更强。

五，突出税制激励功能。

技术创新是国家强大的根本，也最能体现国家实力和竞争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在创造出更多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能实现企业财富的同步提升，这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

只有当为社会创造高价值产品的企业能够赚钱，实体经济才有底气和活力。

因此，税收还要体现激励功能，而不是阻碍技术创新、惩罚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高科技企业。

六，从间接税到直接税。

我国直接税比例大致为1/3，而间接税比例占2/3，与此相反，世界上发达国家大部分以直接税为主，比例一般都超过60%。

由于间接税具有累退性、可转嫁性和中间性，间接税比例过高会带来税负不公，出现 “劳动重税、资本轻税”。

从间接税到直接税，如征收财产税等，将又是一次重大的税制切换。

综上，可以预判，我国税收将出现整体增长、速度下降；边减税、边增税，只是增减领域不同；减税从特惠到普惠，从减税基到减税率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