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科创中心在中国异化成同构中心，未来大多数都将是“坟场”，小部分高地又将如何脱颖而出？

伴随创新驱动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科创中心建设持续升温，多地按下“加速键”。

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2018年224项重点项目和工作任务完成率超过96%；

再看上海，从2015年5月“科创22条”到2016年4月上海的顶层设计出台，再到2017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年初绘就张江科学城蓝图，上海科创中心突飞猛进，2018年张江科学城全部开工了首轮73个“五个一批”项目。

这边厢，2019年作为科创深化推进之年，上海已瞄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领域准备大干一场；

那边厢，《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明确粤港澳要建成国际科创中心，不单广东告示“科创12条”及配套政策，多个联合实验室也应运而生。

大江南北的“科创中心”更是突然满天飞。武汉有东湖高新区，杭州有未来科技城，贵州有大数据硅谷，昆明要打造区域性科创中心，西安则以硬科技产业为重点打造丝路科创中心；

就连三四线城市，都将科创作为地方发展的引擎，昆山要建电子产业科创中心，仅是“农业+科创”就弄出了南京、太谷、成都、广州四个农业科创中心，更别提各地的科技园区，无不想搭上科创中心的快车。

照某专家所言“中国的硅谷快多如牛毛了”，但如此一哄而上，美其名曰的科创中心究竟是高地还是“坟场”呢？

各地借科创打造未来产业高地

首先，当下之所以对科创中心“一窝蜂”：一在国策调整，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即科技创新。

因为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以创新为首的五大发展理念，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大力优化创新生态，要求地方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和科创中心建设。

有了中央指挥棒，各地无不以此马首是瞻，“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如火如荼，自然让科技园区挤破了头。

二是搭上了科技革命的快车。

2018年中国在基础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域上开拓了人类历史上多个“首次”：首次在半导体量子点体系中实现三量子比特逻辑门，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真核细胞，“嫦娥四号”探测器首次成功登陆月球背面……

中国正引领下一波技术创新，奠定了国内从园区到企业在科创层面的万马奔腾。

三则，科创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是调结构的最佳底牌。

曾经消耗资源、透支生态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从钢铁到化工，大量传统产业面临去产能的洗牌，需要新兴战略性产业接替。

而不管是马云的“五新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提升，还是AI、智能制造等无不借助于科创的力量，自然让科创成了地方培育和壮大新动能的重要抓手。

去产能的出路似乎就在科创，俨然成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共识，以致各地都想抢占“科创中心”，打造未来产业高地，进而拉开与其他地区的差异。

软环境之于科创更为重要

然而，从企业到产业，从园区到地方，如此一致性地指向科创，引发前所未有地泛滥，导致“科创中心”在中国异化成同构中心。

而且，中国的一哄而上往往体现为地方政府以政策之力来主导和推动，问题是科创又岂是单凭政府蓝图就能规划形成？

美国的硅谷就纯属“无心插柳柳成荫”，若非斯坦福大学遭遇资金紧张，又受制于创始人“学校土地不得出售”的遗言，只能拼命在学校的技术转化和土地出租上动脑筋，哪会孕育出世界第一个高校工业园区？

也正因将大学人才引入公司，打通了教学、科研、产业的高科技转化通道，才让这大片荒芜的农田赶上了IT技术革命的风口，到1980年集聚了90家公司、25万名员工，1996年斯坦福创业企业的收入占硅谷总收入的60%。

随之而来的风投在沙丘路形成基金小镇，源源不断地注入资金，将硅谷推向顶峰。尽管当下硅谷因摩尔定律失效而黯然失色，但其依然傲视群雄，独占全球科创鳌头。

毕马威在《2019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中预言4年后硅谷或将失去领衔地位，最有可能接棒的是纽约。

而纽约之所以能够借助曼哈顿的“硅巷”逆袭，不止于互联网应用的风口，更借了城市工业数字化的东风，在风投的煽风点火下开辟出一片科创天堂。

美国作为科创领头羊，科创中心的脱颖而出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善巧方便的中国，仅在“双创”中就能百花齐放？

即便靠着行政之手想要什么给什么，若无适合创新的制度和环境，再好的树苗也长不高！

当初无锡倾一地之力搞光伏，耗尽政府补贴依然徒留一地鸡毛，以致市场哀嚎“全能主义地方的失败”！包括新能源汽车也是如此，政府补贴反倒削弱了企业创新的动力。

而若再对比东京、伦敦等对创新的金融支持、税收安排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激励，中国显然还有极大差距，却又面临当下的万马奔腾，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也只是砸了“科创中心”的招牌罢了！

显然，中国式科创中心的泛滥，势必导致大多数沦为“坟场”，只有小部分才能成为真正的高地。

科创中心形式上的八大基本要素

当科创中心都同构化了，又如何胜出成为高地？

从现实看，当下诸多地方的折腾仅是从形式上堆积科创中心的基本要素：

一是学科带头人，作为科研攻坚的核心主力，以其工作室或实验室为雏形展开梯队组团式集聚。

仅是针对海外的千人计划就分13批引进7000余名高层次人才，其中就包括施一公、潘建伟这样的领军人物。

二是重大项目的组织者，重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从基础研究到创新平台乃至国际合作都需要专业的组织策划，而这往往是由一个集合政府、企业、园区等各方力量的组织团队进行操盘。

这种专业团队一手有项目，一手有人脉，以致各地无不对重大项目的策划组织方趋之若鹜。

三是尽可能多的科研人员。各地无不为引才动尽脑筋，仅中关村实施“海聚工程”入选者就达590人，占比66%（截至2018年5月）。

深圳拥有全职院士41人，累计认定高层次人才12480人。说到底，只有科研人才的集聚才能形成科创思想碰撞的高地。

四是充足的科研基金。毕竟，资本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仅是国家为支持芯片突围组成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就号称有万亿元。

各地从区县到园区竞相成立科技引导基金，以10%的财政资金撬动90%的社会资金以求带动基础研究促成科研成果转化。

五是推动整个科创中心运转的企业家群体。因为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科创自然离不开企业家驱动。

也正因任正非等优秀企业家对科技的孜孜以求，才有了中国的5G突围，仅华为一年研发投入就超过100亿美元。

正因企业家的前赴后继，大疆、科大讯飞等企业的有所作为，才推动了科创车轮的前进！

六是形成产学研市场化、产业化的生态。“科创中心”不是以大学为核心，匹配创业孵化器，向产业化方向延伸，就是以某个高科技巨头为核心，一手抓实验室，一手推市场化，实则都是想打通产学研一体化的奇经八脉，进而形成从实验室到生产工厂各司其职的完整生态。

七是具有化学反应的科创环境，硬件的齐全并不意味能产生科创的火花，关键还在于营造一种低成本、便利于创新的现实土壤，不止于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从资金支持到思想碰撞，大量要素的集聚都能产生化学反应，如此才能真正让科创开花结果。

八是与同类竞争中能确保胜出的差异度。正如大数据之于贵州，人工智能之于合肥等，不少地方为避免重复竞争一般都会选定突围方向，有些干脆以自身擅长的优势专业直接挂上科创之名，就连科技园区都抓着风口点燃各式各样的“科创中心”！

五方力量汇聚科创中心内在神韵

那么，集齐以上八个要素，是否就是科创中心了呢？

这显然只是科创中心的“形”而已，尽管给出了召唤科创“神龙”的条件，但要名副其实还在于利用这些要素进行模块组合、建立磁场，这就涉及科创中心的超级联系。

因为科创中心的比拼不再是单纯比较拥有什么（现在大家都有），而是比较谁的朋友多，谁的磁场强，谁的影响更深。

这不单是在众多科学家、组织者以及各类实验室、孵化器、企业集群“众人拾柴”的基础上，让具有雄厚实力且良好运行机制的科创基金放一把火，而是需要政府、企业、科研、平台和市场这五方力量的共同作用：

既要有政府的规划引导，又要有企业的运作主导，也要有科研的星星之火，还要有平台助其可以燎原，更要有市场的最终兑现，才能在各司其职中扭成一股劲集中于科创中心的打造。

毕竟，当下不少所谓的“科创中心”也只是打着科创名号“挂羊头卖狗肉”罢了！

终极博弈在于三个关键词

一旦如此之多的科创中心合并同类项之后，其终极博弈就看三个关键词：

先是勾兑，看谁能勾兑科创的基本要素，并形成以上五力合一的良性循环；

再是复式，即能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形成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而这往往是在共性的基础上体现个性的复式结构。

最后就是重构，围绕着复式的新发展优势，进行各类资源的重塑与再整合，继而在科创中心上脱颖而出。

说到底，中国太非典，大国崛起与之匹配的科创中心也非一枝独秀，当下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就已是三个综合性的国家科学中心，再加上深圳科创的崛起，将逐步构建百花齐放的格局！

如果说上海面向世界，北京面向全国，安徽后起勃发，深圳面向未来，那么未来N个区域与产业科创中心，就看谁能率先勾兑，形成复式结构，重构核心竞争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