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收入分配改革实质性破局的临界点，或取决于在经济问题社会化的趋势下，维稳压力和维稳成本都趋向难以承受的临界。
收入分配问题老生常谈却不能不谈。
11月5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布。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出现了新的变化。
长期以来，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次《决定》中则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
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这背后贫富差距的严峻性已经不断把收入分配问题顶到杠头上。
贫富差距问题的严峻性
国内贫富差距问题的严峻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中国富人及其财富膨胀速度前所未有。
瑞银集团和普华永道11月8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5年，中国亿万富豪净资产规模增加了两倍，于2018年达到9,824亿美元；中国拥有325名亿万富豪（占亚太地区亿万富豪总数的43%）。中国企业家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亿万富豪群体，超越了俄罗斯。
另外，根据亚非银行和New World Wealth共同发布的《2019 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中国富豪的总资产已经达到23.6万亿美元，以资产总量计只比美国的60.7万亿低，排名世界第二。而未来10年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速预计可以达到120%~130%。
另一方面，贫富差距问题逼仄。
今年8月6日，江苏省苏州市统计局一份函件在社交平台流传，函件显示，2018年苏州机关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80227元，折合到每月为1.5万出头。新闻一出，引发社会上各种讨论，尤其是关于公务员工资是否过高争论激烈。
国家统计局在2018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中位数是22408元，一个月不到2000元，就是中国人总体月均收入的现状。
其中有一组数据，尤为值得关注。在五等分中，“低收入组”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5958元，平均下来，每月收入不到500元。
而中国的贫困标准是每人每年2300元，以这个标准计算，2017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3046万人。
面对这两方面落差，收入分配自然成为焦点问题。
贫富差距是多种变量的结果
客观上，中国贫富差距现状是各种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过去40年的市场化改革挟裹着各种体制机制的落差使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先富阶层，加之效率优先的市场丛林法则又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天然推手。
尤其是过去若干年财富爆炸以土地、矿产资源、金融为载体，资本收益呈几何级数增长，不少人就是借此“一夜暴富”，甚至跻身中国富豪榜，从而迅速与“底部横盘”的劳工阶层收入拉开差距。
北京大学2018年发布的“我国居民财产差距与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就显示，十年之间，居民总财产分布差距基尼系数上升了38.7%，其中45.4%是由房价上升引起的。
其二，地理禀赋、行业差异与经济文明的巨大离散度，也是扩大贫富鸿沟的加速器。
中西部的硬件软件天然不如东部沿海地区；农业和传统加工制造业因为附加值低，其从业者的收入水平自然要低于IT、金融等行业的从业人员；而金融文明作为一种新生的文明更是内置着暴利与横财。
其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成为地区贫富分化的政策推力。
由于当时资源财力有限，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先支持沿海经济发展，内陆政策环境欠佳不足以吸引投资进驻，历史性政策安排是造成内陆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四，行政权力加剧贫富分化。
在有关领域，政府部门经营市场使得市场与权力藕断丝连，导致一次分配领域的不公现象盛行，进而拉大社会财富收入落差。
根源的体制问题仍然存在
收入分配差距之所以迅速拉大，既有市场经济深化的必然性，又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客观结果，更有体制改革不到位所产生的副作用。
尽管有关部门一直高度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但根源性的体制问题仍然存在：
第一，政策制定者身份错位，资源分配者和受益者的双重身份，决定其在收入分配改革上很难动真格。
第二，某些部门精英意识强烈，“民可使由之”的心态在个别官员头脑中根深蒂固，也阻碍了分配改革的推进。
第三，改革进程因被某些利益劫持而左右为难。
第四，由于政府投资在经济发展中仍占有较大的权重，且发挥着对冲经济波动的作用，势必要求有关部门将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运筹帷幄，但这又不可避免地影响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
破局的几个维度
收入分配改革搞了40余年，收入分配问题却愈发成为社会之痛。
然而，随着收入分配问题持续逼近临界，或者确切地说，维稳压力和维稳成本都趋向难以承受的临界，收入分配改革也将走到实质性破局临界点。
不过，但凡改革总是首选阻力较小处入手，收入分配改革或从以下几个层面率先突破。
首先，推进利益均衡的发展战略、构建利益共享的发展模式将成为新一轮改革的主要特征和收敛方向。
培育发展都市圈，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从南到北、自东至西12个省市区设立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都意在缩小地方差距、弥合落差，为收入分配改革做基础铺垫。
其次，由于“调高”（通过财税政策对高收入群体进行二次调节）阻力大，而“扩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没有一两个年代难以到位，因此二次分配领域的改革短期内仍将更多地着眼于“提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并通过诸如规范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等政策扶持弱者，以弥补市场失灵。
再次，收入分配调整的主战场或在地方。
鉴于自上而下的“一刀切”收效欠佳，自下而上的调整方式又往往踯躅在“合法与非法”的悖论之间，故从中间切入、取道诸侯有可能成为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特征。
最后，破除各种“玻璃门”和“弹簧门”，让“政府之手”退出市场竞争，构建“三公”的市场制度，或是收入分配改革向纵深掘进的另一大收敛方向。
不过，现实的复杂性和各方博弈的激烈程度，或注定收入分配改革难以避免演绎一波三折、“进二退一”的经典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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