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地缘环境决定了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而行政与市场手段不一又导致南北落差越来越大。东西差距是自然矛盾，南北差距是社会矛盾。

地区差距如鲠在喉，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

诸如云南昭通的“冰花男孩”在零下几度的气温中步行一个多小时到教室头发、眉毛、睫毛都结满了冰霜、云南昆明大二女生因贫穷抑郁自杀等，动辄撕开贫富差距的伤疤。

有人一贫如洗，有人富得流油。

曾有广州游客长途跋涉，从江西婺源的油菜花、西藏林芝的桃花，到日本樱花、荷兰郁金香之旅，一掷千金，只为一赏花容，也有山东首富花650万美元将女儿买进世界顶级名校斯坦福大学。

剔除个别，地区整体差距也是触目惊心，2018年上海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贵州全省GDP；上市公司中，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江苏5地合计市值达到41.02万亿元，占到A股总市值的68.96%。

沿海地区光鲜超发达国家，遍地是摩天大厦，有人去一趟酒吧，分分钟就花费几十万，内陆很多地方却如非洲，许多人就着咸菜吃馍，甚至连口干净的水都喝不上。

与之同时，昔日工业重镇的北方已经掉队，沈阳、大连GDP彻底跌出前三十，全东北没有国家中心城市。

杭州却从20年前的旅游胜地变成了中国互联网圣地；深圳从40年前的无名渔村崛起成中国科创的代言人；成渝也双双携手进入了全国GDP的TOP10。

东强西弱，南快北慢，这正是十九大报告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真实写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发敏感起来。

东西差距是自然矛盾

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何会出现区域经济失衡？

追根溯源，东西差距主要源于自然。

我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南部，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多高山和高原，东部多丘陵和平原，形成了以西南部的青藏高原最高，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西北部等广大地区次之，由西向东逐级下降的三级阶梯状斜面。

与中原腹地和沿海地貌相比，西部高地不少处于干旱、半干旱或荒漠、半荒漠的粗犷状态中。

其中，喜马拉雅山、昆仑山、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等崇山峻岭的封闭，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等漫天飞沙的阻挡，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等草木土壤的贫瘠，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还有连片石灰岩地块，如此的自然环境造成生产和生活的困难。

发展农业少水源肥地，发展产业少交通便利，即便上世纪60年代以战备为指导的“三线建设”，后续发展也因大量工厂和项目的偏僻、分散而陷入瓶颈。

90年代末的西部大开发也发生了政策性引导与市场化选择的背离，人口、资金、技术等用脚投票，哪里条件好、机会多、赚钱多，就选择去哪里，而在通畅、高效地参与世界贸易方面，西部又大大落伍了，开发20年，东西部经济总量差距从3万亿元扩大到29万亿元，足足增长了近10倍。

可见，事关生产力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在大自然面前打了折扣。

相反，中东部地势平坦，东、南临海，国内河流通过沿海口岸城市注入大海，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口岸城市以河流连接内外，铁路、公路、航空等新式交通也趁势聚集，沿海城市遂成为中国交通和商业地带。

这些地缘优势得天独厚的城市，在率先纳入世界贸易大循环之后势头更猛。

可以说，东西差距早就由差若天渊的自然因素决定了。

南北差距是社会矛盾

而南北差距却更多源于社会。中国国策在南北之间来回调摆，行政与市场手段不一催生地区落差。

南方因开埠通商历史悠久、商品经济发达而成为经济中心，也正因如此，南方的反封建意识较强，追求民主政治的思想活跃，最终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党发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

民国时期国策偏重南方，南京革命政府进一步保护和促进南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建国之后，鉴于军阀统治时期、日本统治时期为东北留下了许多军工厂，东北地区本身又有着广阔的天然原始森林和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为发展重工业提供坚实的基础，百废待兴的中国将国策向东北摇摆。

成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三省享受计划经济毫无余力的倾斜，当时仅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就有超1/3落在东三省，从1952-1978年，东三省长期贡献了逾20%的工业增加值。

东北在“大政府”之手作用下攀越一座座高峰，可正是在计划经济堡垒中固步自封，导致与市场失之交臂。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市场经济的试验田就没有考虑东北，因为计划经济浓厚的东北若突然改道市场经济，则容易出乱子，国家更承担不起；而广州、深圳等南方沿海城市计划成分不高，更容易试验市场经济新模式。

这一时期国家战略更多倾斜于南方沿海，比如经济特区全都在南方，“画圈”、划“试验田”也选择深圳、上海，放开手脚的珠三角依赖“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迈入快车道等。

东北与制度切换红利失之交臂，资源依赖型的重化工经济模式在工业化初期能起到打基础的功能，而一旦走过了这个历史阶段，结构老化、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则日益凸显。

尤其是国营经济一统天下，市场缺少活力，以至于“投资不过山海关”，曾经风光无限的东北黯淡落魄了。

21世纪初以来，当初市场化放权让利改革堆积的负面效应集中爆发，倒逼宏观调控、左平右衡成为处理问题的主要特征；

再加上，东北亚局势波诡云谲，大面积平原的构成单元在地缘上利于大军纵横驰骋却不利于防守，国内外形势紧迫，国策再调整又将东北的位置从后队变成前队，振兴东北战略横空出世。

然而，由于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掺杂了太多非市场的因素，资源要素、投资驱动的模式及产业偏态积重难返，再遇上2008年以来能源价格下跌，山西、内蒙古、东北等资源型省份普遍陷入困境，一步步沦为“铁锈地带”。

综上，政策多变，忽而转向南方，商业意识、市场精神派上场；忽而转向北方，伸出的却是行政之手，僵化的国企机制延续，而市场力量较行政力量显示出强大的一面，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马太效应，南北分化越拉越大。

自然矛盾相对易于弥合

至此可见，东西差距是自然矛盾，南北差距是社会矛盾，这两个矛盾构成地区差距的“秘密所在”。

问题是，区域差距若线性演绎，将会撕裂中国，这不仅涉及先富带后富的承诺，还关系到大国复兴的历史进程，因此顶层高度忧心。

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掉队”、“一个都不能少”。既然地理偏僻、生态脆弱等自然条件是西部落后的主因，有针对性地缩小东西差距之举就接连推出：

长江经济带打通“长江航运通道”，“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串通中欧贸易，“渝黔桂新”南向铁海联运通道通达新加坡及东盟主要物流节点，进而连通国际海运网络，后两者形成“一带一路”经西部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锻造新支点的基建正在填补西部先天区位、环境的不足，将有望比肩东部的靠海优势。

南北矛盾则更加棘手

然而，就在西部小步快跑、慢慢追赶着东部的时候，一场更为深刻的变局悄然发生，那就是南北差距不减反增，以至于比东西鸿沟更棘手。

近几年，全国经济增速前三名都被贵州、重庆、西藏等地占据，内蒙古和天津，这两个在2013年前还是经济增速冠军的常客，却再没有在榜单前三出现过。

2018年经济增速排名前十位的省（区、市）中，南方占9个，北方仅1个，西部占5个，中东部占5个；

增速排名垫底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天津、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辽宁，全部位于北方，却多半并非西部；河北、天津已经被四川、重庆反超。

南北分化从根本上说是“大政府”主导下的传统能源产业、重化工业与“大市场”主导下的民营经济、新兴产业之间差别的体现。

未来产业、资本、人口都将倾向于开放、自由、有活力的南方这边，又有进博会、科创板和大湾区等“礼包”支持，南北分化无疑还将会加大。

东西矛盾有所缓解，南北矛盾顶在杠头上。

北衰南强的变迁，其实勾勒的是国家重心来回转移、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

计划经济初期，中国选择走重化工道路。北方城市根正苗红，“大政府”托起“老大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视野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南方市场的步子迈得最大。

新旧动能切换，国有经济占较大底色的北方就步履蹒跚了。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同阶段，中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成就了南北方分叉的宿命。

老迈的北方将如何重焕青春？

社会矛盾还须改革化解，变“发展是硬道理”为“协调是硬道理”的背景下，国家将对北方做新的战略布局，如同深圳特区一出生就享受税费减免优惠，可供休养生息的特殊政策或将赋予北方；

如同当年东北为共和国打造钢铁躯干、山西为全国输送源源不断的黑色血液，今后南方帮扶北方或将上升为新的大局观。

鉴于东北“大政府”遗留过重，凡事“讲政治”、拉关系，扼杀了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南北大交流、干部换脑子、思想大解放或将拉开序幕，互联网+、一网通办等新技术手段也将能够把行政之手的乱作为压到最底线。

而“大市场”具有神奇的魔力，根本性的发展动力将要靠市场深化来引爆，全国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将推进东北的市场化转轨，在有框架、有底线的市场自由中，民营经济将从落地生根到枝繁叶茂，从而格式化东北经济生态。

如此，重塑社会与经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南北沟壑加深的格局或将在不远的将来被扭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