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落实到“调结构”，中国金融业或在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中逐步实现从银行到基金的“和平演变”。

最近，国内经济“冰火两重天”。

一边是猪肉飙涨带动10月CPI同比涨幅猛蹿到3.8%，眼看CPI破4仅有一步之遥；

另一边，继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创下自1992年有记录以来的季度GDP最低值，10月PPI同比跌幅达到1.6%，连续四个月负增长，且跌幅进一步扩大，释放了工业通缩的信号。

如此通胀与通缩压力并存，无疑将政策置于两难境地。国内经济状况已让有关部门左右为难，全球央行开启降息更是步步紧逼，让中国去杠杆之路生出波折。

而就在有关专家学者还在猜测央行是否会降息之时，11月5日，央行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4000亿元，中标利率下降5BP，当前LPR报价采取“MLF利率+加点”的形式，此举也被认为“太意外”、“突然降息”。不过，5个基点的幅度有限，足见政策之谨慎、微妙。

在央行“慎之又慎”的降息背后，中国的金融政策正从货币投放等面上调总量转向金融改革等根子上的调结构。

“相机抉择”

走到今天这一步着实不容易，因为这些年金融政策基本被问题拖着走，事先无制度预设，出了问题才下狠手，可在形势倒逼下又不得不出手维护，以致金融政策不断“翻烧饼”。

仅是互联网金融就历经2015年的鼓励发展、2016-2017年的治理整顿，再到2018年至今的全面整顿、清退转型，可谓一波三折。

不止于此，整个金融圈都差点“走火入魔”，在西方经典市场经济理论的驱动下，2012年启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自由化繁荣。

刚开始是影子银行，随后是互联网金融，继而是保险、资管、信托等银行表外业务的“乾坤大挪移”，以致金融泡沫化，不单金融资产规模年均增长15%以上，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逐年上升，将实体经济远远甩在身后。

尤其是2014-2015年轰轰烈烈的“金融闯关”未成，2016年下半年在金融风险暴露下转向“金融紧缩”，2017年不惜以“金融去杠杆+金融反腐”方式强行去泡沫、规范市场，以致市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于是，经历2016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去杠杆，无奈于内外需双降影响，央行为提振经济只能“背道而驰”，结构性降准2018年上半年两次释放8000亿元左右基础货币，下半年两次释放1.6万亿元，到2019年1月全面降准释放1.5万亿元，同时暂缓金融去杠杆，宽货币宽信用政策持续推出。

到201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4%，略超市场预期。不单3月制造业PMI重回扩张区，前3月社融存量增速更是站稳10%以上，新增信贷累计增加5.8万亿元，同比大幅多增9465亿元，且较近五年均值多增1.2万亿元，金融先行指标表现强劲，经济回暖迹象显现。

于是，在“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的判断下，政策层面不再提“六稳”，重提“结构性去杠杆”。央行一季度例会也重提“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推进利率等关键领域改革等。

这似乎表明短期稳增长政策将逐步让位于长期的改革开放，业内纷纷猜测货币政策将从宽松期步入观察期，或将退居其次，配合其他政策。谣言满天飞，不得不让央行26天内2次打击降准谣言，哪知刚辟完谣就直接给市场上了一碗2647亿元的“特麻辣粉”（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金融政策如此遵从“相机抉择”，难免让人感觉缺乏定力。

金融本质是稳定之锚

说到底，金融政策的混乱源于缺乏对金融本质的深刻认知。

国内不少精英骨子里信奉华尔街共识，落实到行动上不是对西方经典模式照葫芦画瓢，就是唯自由市场马首是瞻，这才有了811汇改等激进闯关，而上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消失的代价也是有目共睹的。

仅从相关部门“屁股决定脑袋”看，央行需要“稳货币”，发改委则要“稳增长”，不同诉求交织到中国经济的两难困境，自然“双手互搏”了。

正如人民币为了外贸出口需要贬值，但为了国际化又必须升值坚挺，时不时还得受制于美元的升贬，市场混乱加剧多重目标难以兼得，亦让政策被目标绑架而迷了眼。

因此，高层出于政治上左平右衡的本能开启金融纠偏，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不仅否定了“金融自由化思潮”对中国金融业的主导，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横空出世，更将稳定置于发展之前，确立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堪比“遵义会议”起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

这在顶层设计上似乎锁定了方向，但现实恰恰因市场和计划的两个原教旨主义受困于提振经济的目标，让中国金融业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治乱魔咒。

毕竟，方法一旦错了，看起来越是努力地解决问题，结果却变成了制造更大的问题——政策非但没抚平波动，反而在人为制造泡沫、又在主动刺破泡沫中加剧波动。

正因悟不透金融本质，才没有了稳定之锚，让金融从手段变成目的，陷入金融原罪的黑洞，更让金融政策被混乱形势而非内在规律推着走，只能随波逐流。

三大方向性大调整

好在中国至少在主基调上明确了“金融为实体服务”，并将重点放在了金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上，这意味着中国金融将开启三大方向性大调整：

一是金融回归经济。因为这些年如此大的货币投放量，并未完全疏解到实体经济，反而滞留于金融的自说自唱中。

2017年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是美国银行业的2.3倍，利润是其2.2倍，2018年甚至超过了GDP第1、3、4名（美国、日本、德国）之和。

上市公司全部利润中，银行更占比超一半，净利润TOP20中银行多达11家，工商银行稳坐全球最赚钱银行宝座，紧随其后的建行、农行净利润都超过2000亿元。

货币在金融内部空转，以致金融业虹吸各行各业，倘若无法抑制金融原罪，那么美国的今天（产业空心化）就是中国的明天！为避免重蹈覆辙，金融自然需“脱虚向实”。

二是快钱回归慢钱。改革开放后，作为世界引人瞩目的一块洼地，加之国内制度红利加持，在各种机会的驱使下，曾经快钱遍地横生。

在全球赚钱能力最强的20家公司中，中国工商银行位列第三，日均利润1.2329亿美元，秒均利润1425美元。

但如今伴随制度红利的消退，各行各业不好做，就连最会玩的金融都被套上了紧箍咒，快钱自然只能变慢。

因为不管是行业来到无人区，还是科创的星星之火，创新驱动都需“慢工出细活”，与其受困于金融空转，不如砸到科创上，尚能在货币沉没中砸出一个未来产业。这无疑是对当下金融的急功近利进行降温和纠偏。

三是资本回归杠杆本质。众所周知，逐利是资本的天性，一旦利润超过100%，资本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市场经济就是在资本逐利中优化资源配置的。

可在中国，从共享单车到互联网医疗，培育新兴市场变成了烧钱游戏。殊不知，烧钱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一旦将手段异化成目的自然徒留一地鸡毛。

说到底，资本如水，无孔不入，以逐利撬动资源配置，本质恰恰是杠杆。因此，国内只有把资本作为杠杆，才能真正兑现金融为实体服务，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

以上三大回归，直接点明了未来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性方向。

从银行到基金

落实到中国金融“调结构”，就不止于金融从虚拟走向实体，即抑制金融原罪为实体经济服务；还在于从间接金融到直接金融，从债务主导的银行体系转向股权为主的资本市场；更在于从银行到基金的“和平演变”。

毕竟，以银行业为主的间接融资始终在我国社会融资中占主导地位。尽管从2002年至2016年，直接融资比重逐年上升，尤其是2013到2015年间比重增加近一倍，2016年间接融资触及历史最低，但比重仍高达75%左右。

而2017、2018年此趋势发生逆转，尤其是证券市场低迷，直接融资更是“江河日下”。仅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看，截止2018年10月股权融资占比只有3.52%，债权融资占比高达96.48%，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比约是27:1，这恰恰反映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空间巨大，却也意味着短期难以企及的局限性。

因此，金融脱媒是方向，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未来仍要靠资本化、基金化突围。

尤其近三年国家以10%的财政资金撬动90%的社会资本，截至2019年6月底，国内共成立1311支政府引导基金，政府引导基金自身总规模达19694亿元。

从地方到部委，纷纷设立大量的引导基金（2012-2018年期间，引导基金数量复合年均增长率为39.09%，自身总规模复合年均增长率为68.74%），并以基金为平台吸引大量股东，形成基金委员会主导项目投资、产业发展、园区开发。

这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不知不觉走上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另类正途。而一旦面大量广展开，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或让未来老百姓的“小钱”归银行，企业、政府等“大钱”将归于各式各样的基金中。

于是，从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到各类产业引导基金，如火如荼的基金浪潮让曾经靠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的招商模式进化到产融结合的资本招商。

毕竟，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本身就意味着这些基金有人有钱，还能带企业、带项目，从地方到园区自然从政策招商抓向基金招商，打造“基金+项目+园区”的一体化生态链了，而这也势必将让那些实质性打通金融与产业的特色金融园区、基金小镇等乘势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