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两种力量相互交织、叠加，加剧和放大了“十四五”阶段的复杂、多变之势。
2019年是“十四五”规划基本思路形成年，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年，上至中央、下至区县，对“十四五”规划的前期研究已经在如火如荼地全面铺开之中。
鉴于五年规划是一国、一地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指导纲领，需要在规划前深刻了解“十四五”所处的世情国情，做到有预见才能有预案。
然而，作为衔接“两个一百年”的首个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前所未有。
从全球而言，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市场经济、世界贸易、资本金融、科学技术四大变量扰乱当今世界；
从国内而言，当下我国面临似乎势均力敌的两个方向的力量，让人产生“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感觉。
这也使得政、学、商各界，对于“十四五”阶段的看法和预测的离散度前所未有之大。
本文着重对“十四五”面临的国内背景作出判断和预测。
看清形势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看，但是，鉴于内容被认定敏感，无法在此发布，具体不在此展开。估计读者们对于不乐观因素也都会至少略知一二，只好自行脑补吧，或者参阅福卡智库内参《福卡分析》，相关文章有详细分析。
接下来还是看乐观的方面，这些代表机会点，也代表希望。
“正向6+1”
有反向也有正向。“正向6+1”——二次城市化、大交通、大消费、大通讯、大文化、金融大发展+外部空间，让中国经济孕育、积蓄并释放着新的上行动力。
一，如果说一次城市化将乡村变成城市，那么二次城市化则是将城市变成都市，二次城市化浪潮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过去4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至2018年末的59.6%，几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近6.6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尤其是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在“大干快上”，城市化进入“超车道”，构成中国经济增长底色。
如今中国进入二次城市化阶段，从特大城市外围到大型城市功能迭代，从县市区域联动到特色小镇以点带面，从湾区经济大行其道到超级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二次城市化依然将扮演中国经济的引擎。
二，到“十三五”末，高铁营业里程达到3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15万公里，建成500个通航机场，新增沿海港口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约180个……大交通最能彰显中国“基建狂魔”本色，撬动GDP增长也最为“简单粗暴有效”。
三，大消费时代来临。从2013至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的年均贡献率为56.2%，2018年消费对GDP贡献率则达到了76.2%，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首。
不仅如此，消费还将改变中国，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实现从出口大国到消费大国转变，消费驱动的外贸逆差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四，大通讯“弯道超车”。鉴于在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基站、产业链、编码领域的标准立项等方面中国都胜出一筹，中国抢占全球5G主导权的胜算颇大。
而5G网络的横空出世不仅能提高数据传输速度，还将推动互联网进入万物互联时代，物联网、云计算、AI、VR/AR等新技术和5G相结合，将催生更多新应用、新业务，革新各行各业。
五，文化将成为21世纪国家战略，一边是文化产业化，另一边是产业文化化，各行各业被文化格式化，大文化发展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六，金融大发展、金融大开放。以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为标志，在政策层面上开始“去杠杆”，给伪市场金融戴上枷锁，矫正了中国金融业发展此前“脱实入虚”的发展方向，避免金融走上华尔街的道路。
此外，“一带一路”战略、人民币国际化趋势，以及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等，都为中国经济打开了未来外部发展空间。
倾斜与破局
正是因为反向“6+1”种变量和推动经济向上走的“6+1”种力量相互交织、叠加，加剧和放大了“十四五”阶段中国经济的复杂、多变之势。
如果说“十三五”时期是对峙和相持时期，那么“十四五”时期可能将进入倾斜与破局，毕竟新经济进入动能释放期、新技术产生爆炸效应、新模式层出不穷、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等“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使得中国经济依然处于相对较高增长的大趋势并未改变。
不过，“反向6+1”不会在“十四五”期间全面消退，甚至还会起到负面激励作用。就去产能而言，中国庞大产能走到了市场经济的极限，在中国非经典意义的市场经济中，其“出清”过程还取决于压力大小。
而且如果按市场经济的硬约束进行平衡，中国无法承受去产能的后果，所以庞大产能还需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输出世界。
又如中美贸易冲突，其实是中美经济结构及总量规模逐渐换位过程中的必然，背后始作俑者实则为跨国企业和金融资本，但在“修昔底德陷阱”甚嚣尘上之时，这一“国家的误会”将难以取得共识。
但压力将倒逼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让中国真正地进一步融入到世界的大潮中。
避免陷入“误区”
形势之变、规则之变、条件之变等“三变叠加”已然使得五年规划难度增加，何况基于五年规划开局与行动通常背离的规律，“十四五”规划要避免延续以往规划思路，以免陷入以下“误区”，以致沦为“鬼话”。
一是把握不好目标导向，规划往往体现政府的主观价值取向，用期望目标代替现实发展，而事实上期望值并不一定等于最终可实现目标。
一般而言，上一轮五年规划中，多出的过剩将“收获”于下一个五年，因此，“十四五”规划还需注意收拾一地鸡毛的境遇。
二是把握不好现实约束的均衡，忽视了经济大势不可逆的决定性作用，从规划的顶层设计到具体制定者始终以为通过“规划”可超越规律、熨平波动，这实质上是没有认清和把握大政府与大市场的平衡关系。
就以“十三五”为例，虽遭遇前所未有的政府作为与前所未有的市场硬约束，但从目前的现实而言，可以说“十三五”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由市场硬约束导致的各行各业的全面洗牌。
三是来自政府换届的冲击。有些地方“一任领导一套规划”，热衷重起炉灶，诸如“张书记来了种梨、李书记来了种桃”，政策“翻烧饼”、产业“走马灯”现象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