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现代国家政治治理的顺序决定了世界政治的鱼尾曲线，曲线背后隐藏的是对真理的不同态度，这是解决时代性问题的本源。
本文发表于福卡智库内参《高层内参》 第44期
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妇的涉港言论因触及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制度比较而成了焦点话题。
10月15日，李显龙对国内发出警告，“如果香港近期的事发生在新加坡，外界对新加坡的信心将被摧毁，新加坡肯定会完蛋”。
此前，他在一场大学生对话会中称，香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遵守“一国两制”，外人不应该干涉。
他的夫人、新加坡淡马锡控股首席执行官何晶则公开发文表示“英国人匆匆为香港留下未经深思熟虑的政治结构，既对香港无益，也并非通往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的可行之路。”
她表示，只有当香港在中国、为中国发挥作用时，才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角色。
香港模式vs新加坡模式
香港、新加坡一向被视为远东的“双城计”，是两种不同制度、不同模式的代表：
香港是经典的英国殖民地式民主制度，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且立法、司法大权集中在英国人手中，即便是回归22年后的今天，这两个权力还是没有实质性回到香港人手中，这也是造成今天如此乱象的重要根源之一。
此外香港这个号称全球最自由、最规范的国际自由贸易港，一方面是建立在高度法治化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则是依托以“小政府、大市场”为特色的制度保障，这也是让很多专家学者津津乐道、艳羡不已的“制度优势”之一。
然而，残酷的现实让这些人猝不及防，香港不但乱了，而且乱象难看！法治化成了大笑话，香港“黑衣人”在打砸烧抢上并不亚于黑社会分子。
香港的制度正在失去神圣的灵光，模式的弊端正在无限被放大，以至于反噬社会稳定与发展空间。
简言之，香港模式遭遇内生性挫败。
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称，高达40亿美元的资金在今年4月至8月间从香港流到了新加坡，认为新加坡从香港乱局中“获利”，这让一些香港人开始将新加坡视为“竞争对手”。
用何晶的话说是“简直是搞错了重点”！因为，香港的问题不在于资金流走而在于制度弊病，新加坡则胜在制度优势。
新加坡是威权政治的典范、强人政治的代表，而这并不是西方欣赏的制度，因为西方人一直在研究新加坡能否从威权转向民主，即新加坡的民主化问题。
李家父子两代遵循现代型的集权政治模式，极其成功地经营这个弹丸之地（中间安排一个外姓人平稳过渡一下）。
李光耀创建的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以来，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议会民主制，但又加以改造，形成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威权政治：
一是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并参加议席的竞争，但始终保持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执政地位稳固；
二是崇尚精英治国，想成为人民行动党议员需要严苛的筛选和考核，只有获胜者才有资格参与制定国家发展政策；
三是新加坡依然保留限制民主自由的法律，包括准许不经审判就拘留人可达两年的内部安全法。
因为，李光耀认为：“先有经济发展才有政治民主”，政治民主并不意味政治倾轧和争权夺利，民主政治的运作要以秩序、纪律为前提，新加坡威权政治的主要载体是“强大而有效的政府”。
实践证明，这种“大政府、有限市场”的模式是成功的。李显龙的警告反映出他对香港制度的反感与戒备。
中国模式vs西方模式
香港与新加坡模式比较的结果反映出深刻的政治制度差异，即在国家治理的逻辑上，威权政治更多的是强调“大政府”，按照政策—制度—法制的顺序推进体制建设，在探索、尝试中不断对政策、理论进行实证与证伪，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更新，最后明确成制度与法制。
中国就是以政府为主力从政策下手推进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然后才是制度规范与完善，最后在法制上予以锁定。
刚刚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告中77次提到“制度”，主要阐述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路径，并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这说明中国进入从政策推动到制度推动的阶段，这既是对邓小平三十年前预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的呼应，也是对既有制度建设成果，如组织架构重建、实现机构职能调整的肯定与锁定。
据此可预测，法制体系的建设也许是下一次中央全会的重心。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政治模式的核心是“大市场、自由化、小政府”，为此遵循的是法制—制度—政策这样的顺序，即用立法方式确定社会契约关系，抑制政府的“有形之手”，保障自由化与产权独立。
在英国，从十三世纪初的大宪章运动开始，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就在对王权的法律约束及对私有制的法律保障上进行了几百年的血腥博弈，甚至国王都被推上断头台，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与议会民主制。
在政治制度上解决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难题，接下来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上就“文明”很多，博弈方式主要是在议会中辩论、争吵，但几乎不出人命了。
两百年来这套体制在全球摧枯拉朽、横扫一切旧制度，依托该制度的国家也获得难以置信的丰厚制度红利——主要体现在美国的崛起与美国世纪的到来。
1787年召开（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的美国制宪会议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美国宪法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和美国的现实相结合,在美国建立了不同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总统制、联邦制、代议共和制相结合的国家制度，宪法所确立的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共和制等原则,为美国在此后两百多年间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也为后来许多国家所效仿。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逻辑顺序乱了！
美国开始带头破坏法制精神与法律体系，特朗普随意“退群”、“建墙”、不交联合国会费、用Twitter治国理政、滥用总统权威逼迫乌克兰调查拜登儿子的腐败问题等，无不显示出美国精英们法律意识淡漠与法制精神消退，致使随机性政策乃至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频频登台亮相。
一个共性认识是美国开始丢弃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与精髓，正在由规范走向混乱。
跟它相伴而行的还有英国，在脱欧问题上，英国政府、政治精英们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完全没有体现出英国引以为荣的、延续几百年卓尔不凡的高超政治手段与制度优势，反倒像无头苍蝇一样，只会嗡嗡叫、原地打转，挣扎在各种应景、应急性政策的攻击谩骂、讨价还价中，早就看不到“法的精神”与帝国体面了。
美英政治模式面临挑战
至此，世界政治的鱼尾曲线已经勾勒出来，即中国遵循的从政策—制度—法制发展逻辑，起步于不规范、不完备的制度、法制基础，通过政策的随机性、试探性不断调整、完善、总结、归 纳，上升到制度确定与法制锁定，走出了一条由乱到治的道路；
而美英等则乱了方寸，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市场经济、民主制度陷入史无前例的危急中，难以自救。
原有的模式、法制、理念纷纷失灵、失效，被民粹主义压制势头，于是政治投机流行、妥协退让成风，在背弃法制、做空制度的过程中，善巧方便的政策成了政治人物的救命稻草，经历了一条从法制—制度—政策的由治到乱的下行线。
马克龙哀叹“西方霸权的终结”，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漏洞与民主制度弊病造成的，不如说是这种政治治理模式不再适应当下的时代需求，既无法解决新矛盾——尽管这些矛盾都是这个体制内生性的、与生俱来的问题，又无法靠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实现平衡与效率。
简言之，它过时了。
终极真理vs过程真理
两条曲线两个方向，并不是说谁就一定代表了未来，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未来的政治模式、制度体制很可能在交叉、碰撞中，相互吸收、彼此融合，差距越来越小，形式越来越像，大道至简、万宗归一。
但是有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决定了两条曲线之间的距离长短，那就是隐藏在两条曲线背后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即通常所说的对真理的态度。
西方社会历史上长期受宗教思想影响，信奉上帝、向往天堂，扼杀怀疑、禁锢思维，相信终极真理，直到文艺复兴才重新回归人本身，但这种思维方式却在西方人头脑中扎下了根。
近代以来，西方得益于政治体制、科学技术的优越性大杀四方、纵横四海，让西方人开始觉得自己的胜利是基督降临式的“天命所归”，自己的制度可以作为“历史的终结”来“格式化”其他文明与政治体制，傲慢的认识促使西方精英迷信自己的体制，并认定为这就是“终极真理”。
这已经成了西方主流“教科书式”的思维方式与真理标准。
中国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中庸，不极端不消极，讲究天人合一的“和合之道”，在方法论上善于吸收，更擅长勾兑，在动态调整中始终恪守平衡、协调，用西方标准概括起来就是信奉“过程真理”，即一切都在过程中消化、完善、提升、消亡，然后再重新来过。
这是农耕文明的典型思维方式，饥馑之年可以忍受、丰收之日不忘储蓄，只要太阳东升西落、大地大河仍然存在，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过程来解决。
无论是庄稼、帝王还是王朝更迭、异族入侵，这种思维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行为上的动态性、灵活性与有效性，在制度上就表现为不断变法而非“法祖宗之法”，事实也证明只有变法才能富国强兵（也有失败的，比如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实操性差，试点成功但模式难以复制、推广）。
这种信奉过程真理的思维方式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困局中具有天然优势，正如商鞅变法的历史贡献一样，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而那些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诸侯都被秦国消灭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历史发展的每个时代都有阶段性难题，各文明、各主体解决难题的方式方法也各不相同，西方的政治制度、思维方式、真理标准只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有效性，这就决定了它的那条曲线在未来可能会加速下行，这是客观规律。
正如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就只有中国的文明是传承有序一样，中华文明信奉的过程真理模式发展延续了几千年，看情况还会延续下去，因为它的本质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本质决定存在”，也许中国的那条曲线迎来了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