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到了后工业时代，商业、服务和体验经济占据主导，收缩型城市将涅槃重生为升级型城市。

自2019年3月3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首提“收缩型中小城市”这个概念，一些被打上“收缩型城市”标签的中小城市俨然被时代遗弃。

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坚持“房住不炒”的调控背景下，人们对这些城市唯恐避之不及，典型者如鹤岗，此前一篇文章《流浪到鹤岗，我五万块钱买了套房》刷新了人们对如今普遍高房价的认知。

很多人以为5万块钱的房子在中国就是荒郊野岭，或者是乡村里的平房，却不料想像鹤岗这样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其房价竟会如此之低。

社科院早就预警，伴随已完成去库存的地区将逐步退出或减少货币化安置，失去强政策托底，加之前期需求透支，三四线城市不排除陷入负增长区间，需要防范房价下跌过快。

但鹤岗房价之所以如此低，更多在于它是一个煤炭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在没有其他产业支撑经济的情况下，人口一直外流，而房地产建设又过猛，导致了大量的房屋被闲置，进而房价陷入低迷。

类似鹤岗这样的城市还有很多，比如甘肃玉门曾经繁华一时，是中国第一口油井的诞生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然而随着石油的枯竭，工业基地搬迁，数万居民外迁，昔日辉煌的玉门如今弃楼遍地，沦为一座空城。

除此之外，鸡西、双鸭山、合山等城市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即是收缩型城市当中的一种模式——资源枯竭性城市。

说到底，房子是给人住的，当一个城市抵不住人口流失，那么高楼大厦终将成为空楼，而这些人口外流、楼市熄火的城市大多也难逃收缩的命运。

收缩型城市越来越多

没有谁愿意承认自己是收缩型城市，却挡不住现实涌现出的中小城市的破败。

相较于北上广深等大都市越搞越大，面大量广的农村正在衰败，不少乡县城镇都在人口流失下沦为鬼城，即便是大兴土木的新城也因无人居住而成空城。

与美国式的郊区化不同，在中国广义的收缩型城市，更多体现为赢家城市和输家城市的差异拉得更大，输家城市的数量也相对更多。

因为中国城市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口加速向一二线大都市、都市圈集聚,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

《中国城市人口新变局》报告显示，目前“扩张城市”、“饱和城市”和“收缩城市”的比重是4∶5∶1。2016年就有清华大学教授指出，中国1/3国土上的人口密度在下降，超过一万个乡镇和街道在2000—2010年出现人口流失。

若从狭义的收缩型城市看，则一般是常住人口连续3年以上持续流失且缺乏回流的城市，如果伴有人均GDP减少、财政收入下滑、城市建成区面积缩小等问题则更严重。

研究显示，2007—2016年间660个建制市中有84座城市出现了以上的狭义收缩，占比12.1%。仅以2014—2017年间城区常住人口看就有22个收缩型城市，东三省占比73%，黑龙江有6个、吉林和辽宁各5个，其中辽宁的新民、营口、开原的人口流失率均超过15%。

专家调研亦发现，中国26.71%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37.16%的县市(区)发生收缩，并以东北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的收缩最为严重，且集中出现了“市区—市辖区”双收缩的现象。

如今中央着重发展都市圈、城市群战略，各地疯狂开启抢人大战，一些人口净流出的三四线城市陷入收缩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大。

城市因何收缩？

显然，收缩正成为中国城市分化新常态的另一面。尤其是东北和西北的传统老工业基地，不是因资源枯竭而败，就是因产业变迁而衰。

前者是成也资源、败也资源，曾靠能源兴城却受困于单一产业偏态，一旦资源枯竭，对一城经济则是致命打击。

比如，鸡西等煤炭城市在矿井枯竭和去产能下节节败退，石油城市也终因油气产业的衰退和石油需求疲软而遭遇切肤之痛，大庆仅2014—2017年每平方公里土地的人口密度就减少约450人，城市GDP下滑34%，人均GDP下降39%。

后者以重工业为支柱，却因产业性衰退与转移而被抽空。曾凭借钢铁产业跻身GDP全国前20位（1978年）的鞍山市就因传统产业转型困难而跌到了全国300个地级市经济排名的一百名以外。

相较于老工业基地的城市衰退，还有两种城市收缩恰恰是因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的：一种是地理位置偏远的交通不便型，如四川的巴中、广元、黑龙江的齐齐哈尔等，既无法拓展自己资源，也无法享受区域协同，被边缘化而失去存在感；

另一种是所谓的“灯下黑”，虽处在核心城市边上，却因自身产业结构脆弱而只能被虹吸，北京周围出现“环贫困带”即是明证。就连东部一些城市也没逃过，比如东莞、台州、义乌，同样面临着因结构性危机而导致的收缩困境。

以此看中国的收缩型城市数量多、程度小，却因扩张型规划而导致人口流失与城区扩张并存的悖论。

典型如吉林2010—2017年户籍人口减少19万，建成区面积却增加23平方公里，以致人口密度下降4.3%。

连云港等城市都面临一边人口不足、一边大兴大建的矛盾，并引发空置过剩致使城市存在收缩之嫌。

收缩型城市无疑各有各的不幸，不幸的收缩逻辑却是相通的：

以人口净流出为标志，带来产业衰退，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城市吸引力下降，商业与公共服务下降，城区萎缩加速人口逃离，以此形成城市收缩的循环陷阱。

尽管有些地方以政策招商和财政投入力挽狂澜，也挡不住“资本逐利而行，人随产业而走”的市场铁律。

城市收缩有其内在发展规律

其实，城市收缩并非中国特有，恰是全球范围内伴随工业经济盛衰的必然现象。先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利物浦、谢菲尔德等工业城市衰落，后有美国、日本、德国在二战后相继出现“铁锈地带”。

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1/4以上的大都市区经历了以人口流失为主要表征的城市收缩。

麦肯锡数据亦显示，2000—2012年全球20%的城市出现收缩，美国的收缩城市数量最多，其次是德国、法国、英国，中国只排第五，平均收缩比例是9%，而美国高达28%，但到2013—2017年中国收缩型城市就赶超美国，位列全球第一。

诸多工业城市魂系工业兴衰而陷入转型困局，再加上，中国以地方经营城市摊大饼式圈地造楼，违背城市自然成长规律不说，单是“千城一面”的复制就让城市外观走在前头，灵魂落在了后头。

问题是，不单工业经济过剩就要平仓，城市亦不能无限制扩张规模。

正如人有生死，城市亦有生有死，有扩张就有收敛，只是不同阶段呈现的功能与形态不同罢了！只不过，城市既有外在的城，亦有内在的市，还有生态的环境，更有情感的人，又岂是单纯靠规模经济、工业思维所能孤立打造？

一旦城市的“钢筋水泥”达到巅峰，随之要求的“文化内核”就将被凸显。

如果说，前工业经济时代，城市追求规模，注重产业（工业），有扩张就有收缩，那么到了后工业时代，商业、服务和体验经济将占据主导，城市重心将以人为本，经营人的欲望，更多在升级，不局限于空间规模，而在生活品质。

因此，当城市越做越大，规模会碰到天花板，进而开始收敛；同样地，当城市形成CBD之时，恰恰也意味“去中心”的扁平化运动开启。

说到底，城市并不是机械的，而是一个能呼吸、会成长的生命体。以此看城市收缩，也就无关好坏，既非等同于衰退，亦与城镇化并行不悖，中性视之也只是城市自然演化、成长的阶段而已。

变身升级型城市

有些城市之所以不接受收缩，就在仍拘泥于“城市必须增长”的惯性思维，自以为收缩就是死亡、消失，殊不知，前工业经济时代的收缩型城市碰到后工业经济时代，恰恰将涅槃重生为升级型城市。

麦肯锡估算，全球6%的大城市自2000年以来经历人口收缩，17%的发展中地区的大城市将在2025年前经历人口收缩，60%将出现年轻人数量下降。

加之，我国未来的城市化将从城市的单打独斗转向区域的一体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中部核心城市将成重要驱动轴，这种超级都市圈运动将迫使不少中心城市在“收缩”中“升级”。

因而，换个角度看“收缩”就不是问题，反而是城市创新转型的机会——利用减法来做加法，通过空间集聚、功能优化等挖掘潜在动力、提升区域效率、增进城市活力来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和市民的高品质生活。

要么过渡成生活型城市。伴随大都市圈成型，超大城市变成“超级枢纽”，大城市变成区域枢纽，有些周边的中小城市或因环境适宜人居而成养老康养的生活中心。

要么进化成体验型城市，恰似日本的动漫城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等那样，整个城市就是让人在吃喝玩乐中体验，仅是各种奇特的建筑就能引人入胜成为旅游胜地。

要么晋升为科研型城市，聚焦于科创，不是以知名院校为主，走斯坦福大学孵化硅谷之路；就是专注于单一领域或产业，围绕科技巨头衍生科研生态。

要么打造成总部型城市，或可借鉴北欧那些“藏匿”隐形企业的城镇，虽然本身并不繁华，却在风景优美中往往让一个大企业就主导带动起了一个中小城市的发展。

由此可见，收缩型城市需要精致化、个性化、专业化来重新定义，或将历经城市之魂的重新定位、新旧动能的转化和引擎（产业）的再造。

而一旦变身为升级型城市，也就无所谓“收缩”，那么与其自怨自艾于收缩之名，倒不如积极实践升级之道了。